马海群：寥廓北国心自远（图）

采访时间：2016年4月14日

初稿时间：2016年10月2日

定稿时间：2016年10月23日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正在积蓄力量，迎接新的发展契机，努力使自己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样的背景下，e线图情采访了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海群教授。

一、职业生涯

刘锦山：马老师，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多年来一直从事信息管理与民商法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信息政策与法律、知识产权与信息管理方向有诸多的学术成果。请您首先向读者朋友谈谈您的学术生涯。

马海群：我是安徽淮南人，1982年上大学，1986年读研究生，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的科技情报方向，博士读的是武汉大学情报学专业。因此，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专业我都学过。当时黑龙江大学在招聘人才，1989年7月硕士毕业，我就过来了。当时觉得哈尔滨城市还不错，而且1989年左右南北差距不像现在这么大，所以就来了。来了之后就没动地方，1991年评讲师，1995年破格评副教授，1997年破格评教授。1999年读博士。到现在已经有27年了。别人都是雁南飞，我是雁北飞。

刘锦山：您的硕士导师是哪位老师？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什么方向？

马海群：我的导师是上海专利事务所须一平所长，兼职硕士导师。他的专利事务做得很大，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开了分公司，现在他已经退休好多年了。一些师兄弟，我们还有联系。上海图书馆周德明副馆长，是我师兄，当然也是我的老师；上海图书馆刘炜副馆长，不是同一个师门，但也是师兄弟。我的硕士论文题目大概是《专利制度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作用》。硕士论文为我的学术方向奠定了基础。到黑龙江大学之后，无论讲授课程，还是学术研究，包括后来带硕士研究生，都是在专利情报基础上拓展出来的——包括商标信息、版权信息和知识产权信息研究。我开设的比较早的课程是知识产权与信息管理。随着对政策问题的关注，后来就进一步调整研究方向，从知识产权信息管理调整到信息法学，再从信息法学扩展为信息政策与法律，目前基本上稳定在这个方向。我的研究不只局限在情报学，图书馆学的诸多领域我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图书馆法，我一直关注。但主要还是以信息法制、信息法学、信息政策为主。

刘锦山：马老师，据我们了解，您是第一位攻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学位的教授。请您谈谈攻读博士学位的机缘。

马海群：评过教授之后，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就想能不能再进一步读个学位。大概1998年在北京参加会议，碰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邱均平教授，就和他谈了这个想法。邱老师很支持，后来决定就报考武汉大学的博士，到北京读可能地域更近一些，但因为有过那次接触，所以就报考武汉大学。1999年考博士还比较顺利吧，外语都扔了十年了，但发挥得还可以，我也没想到，当年在考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考生中我的外语排第二。外语过关了，专业课应该没问题。我是第一个去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学位的教授，获得了韦棣华奖学金，2002年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借助武汉大学的平台，认识了更多的老师，这对我个人和我们学院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刘锦山：马老师，请介绍一下您的博士论文情况。

马海群：博士论文基于我之前的研究，题目是《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信息管理》，2003年修改之后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的核心提出了知识产权信息论。那时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重点放在法律制度、管理制度方面，对信息化不是特别重视，这是我当时博士论文选题的一个现实背景。当然后国家知识产权局越来越重视信息化了，还建了功能丰富的网站。信息管理对知识产权制度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我在读博士前后讲的一些课程都与此有关系。2007年做的教育部项目，也是关于著作权方面的。现在还在一直关注知识产权信息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敏感的主题。

刘锦山：马老师，请您谈谈知识产权信息论的主要观点和思想。

马海群：系统的观点和思想需要看论文和书，我简要谈谈。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过程中会伴随着信息产生、信息交互与信息利用，因此研究知识产权问题不能不研究知识产权信息。我借助哲学对信息的基本定位来展开研究的。从哲学角度来看，信息是宏观事物发生发展的反映和表征。知识产权信息是伴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的一类事物，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一种反映、表达。它构成了一类特殊的信息资源，叫知识产权信息，包括专利信息、商标信息、著作权信息等等。围绕这几类信息我写过一些论文，当时国内关注和深入研究这个主题的人比较少，但我的论文和著作后来都有不少被引证和收录。知识产权信息论并不是在博士论文中提到的，之前就提到过。我在《图书情报知识》曾经发过一篇文章，对知识产权信息论的内涵、来源进行初步探讨。博士论文中进一步地对其升华、完善。

刘锦山：马老师，请您谈谈您在教学方面的情况。

马海群：教学方面，我曾经为本科生开过专利情报、知识产权信息管理、信息法学、知识产权管理、电子商务法等课程。目前主要为本科生开设的是电子商务法，其他课程给了课题组的年轻老师。谈到课题组，不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我有一个团队。例如，信息法学是学校的精品课程，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位老师讲图书馆法、档案法和信息法，这就组成了一个以信息法为核心的教学团队。科研团队也是这样，2010年学校批准了一批黑龙江大学高层次科研团队，大概应该有二十多个，我们的团队也入选了，研究方向是信息政策与法律。这个研究方向在目前国内高校里还是有特色的。虽然北大、武大、中山、南开、南大，都有老师研究信息政策，或者研究信息法，但是这种团队作战，我们这边还是有一定的规模。其他学校的老师也很强，但是基本上还是个人研究为主，我们这边是一个团队，尤其是承接了刚才说的一些延续性的课题，逐渐组成了这么一个团队，应该说有特色。我们不能说是很强，但是有特色，延续了信息政策、法律这个主题。所以与其他学校交流、沟通的时候，大家也都认可，目前国内研究信息政策法律，黑龙江大学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这是一个主方向。人员组队可能带动了教学，带动了科研，所以科研团队还是很重要的。

二、学术思想

刘锦山：马老师，您在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承担了好几项部级、国家级课题。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马海群：2005年做的是关于网络信息资源的宏观调控，调控的主要手段就是政策和法律。2006年做过一个关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国家宏观规划与调控的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2007年还做过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题目是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主要观点就是著作权法应该考虑到图书馆界包括图书馆读者阅读文献的需求，应该适当给数字图书馆一定的空间。2011年又做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是关于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制度研究，主要还是沿着信息政策、信息法律这条线路展开的。这个课题2015年初结项，鉴定为优秀。

此后我又尝试申报了一个重点课题——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的政策协同研究，很幸运中标了，这是我们学院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这个题目从开始考虑到后来正式写申报书，受到之前研究的影响。虽然之前虽然研究的是高校信息公开政策，但是对政府包括公共部门信息公开还是做了一些研究。2014年底到2015年，我听到了两种比较强的声音，促使我想到这个题目。一种声音主张除了信息公开之外，政府的数据、科学研究的数据也要公开，供大家共享。当然数据开放和信息公开不太一样，但是二者之间应该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是比较强的一股声音，主张数据开放，与我之前的研究有联系。另一种比较强的声音源自于原来的信息安全领域，强调数据安全，当然包括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等。这是两种看上去很矛盾的观点，既要公开，又要保密，既要开放，又要安全。2015年国家还成立了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我理解是一种非常规的操作，因为国家没有启动新一轮博士点的遴选，但是2015年专门去设立了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都拿到了这样的一级学科博士点。这说明国家对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比较重视。我在很多会议上听到关于信息安全、信息资源安全、数据安全的学术报告。

这两股不同的学术声音促使我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矛盾关系，而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经过思考，把题目定位在政策协同。协同是哪里来的呢？与我的工作经历有关系。我们从2013年开始，进入到学校的一个大的研究计划，就是现在高校正在建的“2011”工程。我们学校也试图去建 “2011”工程，虽然经过努力没有拿到国家级的“2011”，但是我们从为学校的“2011”工程来建信息服务平台角度来介入到计划中。学校的“2011”工程主要依托和发挥我们学校的俄语特色，创建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我从这个项目得到启发，创新需要协同，数据开放与数据安全也需要协同。

因为我原来擅长研究政策、法律，就把题目初步考虑定位在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的政策协同。这个题目我认为还是比较新的，但是申报时还是比较担心，担心这个题目是不是图书情报的课题。我之前听过黄长著先生和陈传夫院长的报告，他们都很关注大数据问题。我与陈传夫院长沟通，讨论这个题目是不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必须是，如果图书馆学、情报学不研究开放数据，不研究数据安全，就会落后于现实，应该介入。虽然开放数据与数据安全问题不完全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报可以覆盖的，其他学科也可以研究，但是我们学科不应该不介入。我听到陈传夫院长的报告里也有谈到大数据问题、开放数据问题。2015年武汉大学召开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国际研讨会等很多会议上，大数据都是一个很强的声音，这说明现在包括图书情报界在内的很多学科都在关注大数据问题。大数据除了数量大之外还有一个可用的问题，如何用呢？开放是重要的一个渠道。开放数据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样我就坚定了对这个课题的信心。这应该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可以介入的一个主题、角度。这就可以发挥我原来研究信息政策、信息法律的优势。这个课题目前还处于进展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例如政策协同，到底如何协同，还有一定的难度。

这是我主要的几个科研项目。此外，还有一些领域我也挺关注的，例如关于A2K、图书馆法、知识产权法学构建等问题，做一些自发研究。因为精力有限，某一个阶段的研究重心还是围绕着立项的课题做。课题自有课题的好处，可以让研究者比较系统、比较规范地做一个专题研究。但是课题也有不足，就是科研人员可能会疲于应对课题，为了完成课题而做研究。相对来说，自发研究的空间可能会被压缩一些。有些专家说，事实上有些好的成果，当然不是所有的，事实上是自发研究的结果。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反过来思考，虽然我的研究成果影响不是太大，但是我自认为几篇还算不错的论文，恰恰不是课题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课题之外，科研管理者还应该给科研工作者一定的自由空间，自由发挥的空间。我也向我们学校提过建议。不知道以后省里、国家会不会有这种机制，为研究者的自发研究提供一些支持，不以预设课题的形式，而是在研究完成之后进行资助来推动自发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也许是一种形式。当然围绕课题研究，确实还是出现了系列成果。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11年的项目，后来都出了书。系统性很强，围绕一个大的主题，写成系列论文，最后能够辑稿出书，有它的好处。

刘锦山：马老师，从您的介绍情况可以看出，您多年来一直从事信息管理与民商法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信息政策与法律、知识产权与信息管理方向有诸多的学术成果。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您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比较有特色和独创性的成果。

马海群：独创性不敢说，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感觉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方向，供大家批评指正。首先是博士论文做的知识产权信息论，前面已经谈过了。其次是著作权的适度保护。著作权的保护不能绝对，要考虑到很多的利益方，包括图书馆及其用户。我曾经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过文章阐述上述观点，在国内还比较早。虽然之前可能有人写过类似文章，但是在我们学科以前不太多。后来我们知道，冯晓青，他是搞法学研究的，写了一本书叫《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论》，意思差不多。2007年做的项目就是希望重新改造现有的著作权制度，项目名称叫“面向数字图书馆的著作权制度创新”。今后的著作权制度应该更多地考虑代表了公众利益、公共利益的图书馆、档案馆这些机构，因为这些机构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当时的著作权制度没有给图书馆或者类似机构以更多的优惠，或者说更大的合理使用空间。能否给图书馆相应的比当时的法律规定更大的合理使用空间。当时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词，叫准法定许可，能不能给图书馆一个准法律许可的优惠。图书馆本身依法没有法定许可权，考虑到图书馆的性质，能不能给它一定的优惠权限。简单说，为了图书馆的发展，著作权制度应该有适度的权利让渡，让渡给图书馆，让渡给图书馆事实上是让渡给公民，让公民更好地利用文献资料。事实上，我们这个行业本来有点失误，著作权法有一次修改，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它好像跟我们没关，后来中图学会介入到著作权法的修改中，还发布了一个声明。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代表图书馆界向国家建议，著作权法修改时应该考虑图书馆的声音。清华大学的肖燕老师，也对著作权问题研究比较多，他们都是中国图书馆学会下面的一个知识产权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中国图书馆界表达了一些声音，但是后来被采纳的意见很有限。也许，我们只是站在我们这个学科考虑问题，可能在法学专家看来，也许我们考虑的是不对的，所以没有做大修改，基本上维持现有的法律制度现状。学术研究是可以尝试的，能不能改变现实是一回事，起码可以研究。

最后，2011年做的“高校信息公开政策和制度研究”项目，也是比较有特色的。2011年之前大家更多地是关注了政府信息公开，但是对于包括高校在内的公共机构的信息公开，我们这个学科关注的不太多。当然有人关注了环境信息公开，有人关注了其他行业的信息公开，但是对高校的信息公开关注不太多。之前也做过一些研究准备工作，例如2009年9月我为信息政策与法律课程备课查资料，偶然发现这个事物在国外早就存在了，美国尤其是英国的大学网站中都有一类政策，叫信息政策（information policy），原来没注意，结果看到了一个之后，越查越多，就看到这个问题了。国外大学都有信息政策，我们国家的大学没有，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在讲信息政策课程的时候，重点介绍国外大学的信息政策，当然我也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我还做了一个研究，把国外大学的信息政策大体上都看一遍，后来还构建了一个国外大学信息政策的体系，其中包括信息公开政策，信息公开政策只是那个体系中的一个小的局部点，除了信息公开政策，还有很多信息政策。国外有很多大学在其信息政策中，都有信息公开政策，基于国家法律规定的公共部门应该开放信息，或者叫应该公开信息。我们国家因为还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所以高校该不该公开，怎么公开，还是研究不多。2011年拿了课题之后，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15年结项，也出了书。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高校信息公开政策的专著。之前，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怀德教授写过一本书《公立高校信息公开研究》，但是没有从政策角度专门研究。2015年结项之后，我又从制度角度专门做了研究，出版了著作。所以在国内还是有特色、有影响的。有些其他作者写的论文引用我的研究成果。

基于以前对政策研究的积累，现在去研究开放数据政策。这两年，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大数据、关于开放数据的研究，但是政策视角的研究还有待于拓展。2015年申报了大数据开放政策研究的项目。现在关于开放数据政策的研究，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如火如荼，大家都开始关注了。当然不仅仅是政策，还有开放数据的模式、动力机制等，都开始研究了。但是政策这一块大家关注得更多，我也看到了国外有很多的机构都发布了开放数据政策。2015年初报这个课题，应该还有一些预判性。2015年年中，国家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文件。之前国家没有关于开放数据的政策，恰恰2015年年中发了一个政策，这就印证了我们这个选题的恰当。这说明这个领域值得去研究。《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似乎题目中没有提到开放数据，但实际有三个主旋律：开放、共享与安全，开放是一个重要的主旋律。一些大的咨询公司，例如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都会发布一些报告，有些报告的题目就是大数据，big data，但是从内容来看，恰恰谈的主要就是开放数据，怎么开放。大数据大，不错，但是如果不开放，就用不了，产生不了价值，是没用的，怎么开放是大家目前关注的重点。这就更加深了我对我们这个课题有一定预判性的看法。我期望这个课题能够更好地运行下去，能够出一些成果，在国内产生一些影响。

拿到课题之后，我也听到了一些业界老师的评价，说这个选题还是有独特性的，把开放数据、数据安全、政策，尤其是协同，把这几个事物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题目，还是有一些独特性。所以能够顺利通过。未来的研究结果怎么样，现在不好说，当然要努力完成。

三、学院建设

刘锦山：马老师，请您谈谈学院的发展建设情况。

马海群：我来黑龙江大学的时候，我们学院当时还叫图书情报学系，只有一个图书情报学本科专业。1993年又设了一个信息学专业。1998年随着国家专业目录调整，改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1999年开始招生，当时只有两个专业。2003年，学校任命我担任信息管理学院院长，之后我就致力于专业和科研的发展。2005年，新设了一个编辑出版学专业，这个专业原来在老专业里边曾经设过方向，但不是独立专业，后来就独立设立了编辑出版学专业。2006年，又申报了电子商务专业，这样本科专业达到了四个。2006年底2007年初，学校把档案学专业整建制地划到了信息管理学院，我们本科专业达到了五个。从2007年到现在本科专业就没有再扩张。我们学院整体规模小，但是本科专业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当然，这多少受到了我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习的影响。我们在学习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做法，研究他们设了哪些本科专业，考虑如何设立我们的专业。基本的考虑就是要有一定的规模，这样才能够把学院建设支撑下去。如果只有一、两个专业，就很薄弱。

硕士点方面，1998年申报硕士点获批，1999年开始招生。当时我还是普通教师，但是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帮助做一些资料的准备、出谋划策等工作。主要工作还是当时的系领导做的，我也听说申报过程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专业不论在学校的影响，还是在国内的影响还是比较弱的，所以还是不太容易。但是很荣幸得到了国内相关专家的支持，拿到这个点，1999年招生。后来我听说，不知道准不准确，当年国家学位办批准的图书情报类专业硕士点，我们是唯一的一所地方性大学，这也是国家学位办批准的东三省第一个情报学专业硕士点。虽然东三省情报学专业硕士点不止一个，但是其他都是由原专业改为情报学的，我们是第一个从国家那里获批的硕士点。从1999年开始，除了本科之外有了研究生教育。2003年，我当院长之后就积极申报图书馆学专业硕士点，当年获得批准，2004年开始招生。2003年档案学也申报了硕士点，档案学当时在历史学院，也获批了，也是2004年开始招生。随着档案学专业整建制合并到我们学院之后，我们的研究生硕士点就达到了三个，分别是情报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图书情报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面的三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我们都有了。2010年，又进行了新一轮学科点申报，申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因为有前面三个二级学科的基础，我们也顺利地拿到了。从硕士点来看，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及其下面的三个二级学科的硕士点都有了。

信息管理学院的发展还是需要进一步扩展学科阵地。2010年之前，国内一些学校的图书情报类学科专业，都建了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我想我们能不能争取申报这个学科点呢？它是一个一级学科点。武汉大学、南京大学都有。后来华中师范大学等学校也有了。黑龙江大学有一些管理类的学科，例如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教育管理等。但都比较偏文，没有一个比较硬的管理类学科。而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个比较硬的，尤其是带了一个工程嘛。2010年就去申报这个专业的硕士点，获得了批准，2011年开始招生。这样，学院研究生培养的硕士点，就有了两个一级学科，一个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另一个就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为了支撑管理科学与工程，在申报前后引进了一些该学科的博士生，尤其是引进了不少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很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学校的博士，以便能够支撑这个学科点的建设。现在的硕士点主要是这么两大一级学科，当然管理科学与工程没有二级学科。

只有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教育体系不完整。2005年左右，我们就在酝酿申报博士点的问题。2010年国家启动新一轮硕博士点遴选申报，我们也报过一次，但是都没有成功。主要原因在哪里呢？2010年开始国家整个博士点布局政策有了变化。评审的权力下放到了省里，同时要求必须按照一级学科来报博士点，不允许按二级学科报了，但是又原则性地要求先得有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才能报一级学科博士点。这就意味着，原来没有二级学科博士点的单位都没有资格报了。我们就没有达到申报的条件，所以没有申报成功。但是从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来看，应该说在黑大的历史不长，但是学科实力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学校也认可我们的实力。但是没有博士点一直是我们整个人才培养层次受到限制的很大因素，2010年之后加强与学校沟通，希望学校能支持。后来听到一个说法，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可以自设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这样我们就在学校范围内寻找哪个一级学科可能与图书情报专业有关联，或者相近。从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来看，最近的学科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法学一级学科，所以从那里边长出来一个信息法二级学科，因为这个名可以自设嘛，叫目录外的自设二级学科博士点，这是最合理的。但是因为学校有学校的布局考虑，就没有同意。学校引导我们考虑在另外一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点下面能否设一个二级学科点。中国语言文学与图书情报学也有很强的关联性，因为它有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

所以我们考虑能不能按照学校的引导，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来设立二级学科博士点。但是叫什么呢？考虑了好长时间，很多老师都出了很多的主意，总觉得不是太理想。最终我来拍板，就叫文献信息学。2013年通过了学校的评审，因为这是学校可以自设的，但是需要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2013年由学校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但是第二年不能招生，就是2014年不能招生。2015年可以招生了。2014年我们进行了博导的遴选，因为一个博士点至少得有两个满足条件的教授能够遴选为博导，这个点才能开出来。2015年把这个点开出来了，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博士点，叫文献信息学。虽然不是图书情报学科自己的国家目录中的学科名，但是毕竟也借助于学校的其他资源设了一个博士点。我们也在《图书馆建设》等媒体上面发了一些消息。这样，可能我当院长的主要使命就完成了。因为从本科的扩展，到研究生点的扩展，再设立了博士点，基本上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比较完整的培养体系。未来如果有条件，再设一个博士后站等。可能还要跟着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来走，但基本上这个架构搭起来了，本硕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学院的发展方面，之前的领导打了比较好的基础，我的工作就是在前任院系领导基础上如何把学院做到一定规模，然后想办法做强。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花费了很多精力去做这件事，包括申报硕士点、与专家沟通联系博士点的申报等。我印象最深的是2003年申报图书馆学硕士点，因为当年赶上非典了，整个环境很不利于沟通，不论在市内、还是去外地出差还是花了一些精力。2013年申报博士点，因为这个点是搭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按照国家和学校的规定，找专家不能仅找图书情报学的专家，大部分的专家必须是中国语言文学的专家。我们学科的专家当然我熟悉一些，大概有60%是中国语言文学的专家，我也不太熟悉，所以通过一些朋友搭桥，硬着头皮去找人家，介绍我们的情况，请专家支持我们。不管怎么说，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图书情报学方面的专家对我们还是很支持的，所以2013年顺利通过了外审，最后才能上到了学校会议通过，包括到国家备案。

刘锦山：马老师，人才队伍是任何一个单位发展的关键因素。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马海群：确实如此。人才队伍建设是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黑龙江地处祖国边陲，人才引进特别难，但是人才流失远远超过引进的速度。从我们这里离开的人员大概有四五十人，远远大于目前学院现有人员的规模，而且离开的人员都会有一些优势。如果这些人没有离开，也许2005年我们申报博士点时会有冲击力的。人员流动对学院发展影响比较大。以前我们没有博士点，缺乏吸引人、拢人的环境，对博士吸引力不大，要引进人才很费劲。当然，也有过成功引进人才的案例，2003年我担任院长之后很快就与蒋永福老师联系，把他从牡丹江引进到黑龙江大学，2004年上半年就到位了。2006年我们又把傅荣贤引进来。这两位图书馆学专家到了学院，在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是这样的人才很难更多地引进。哈尔滨号称“东方小巴黎”，城市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冬季比较寒冷，经济发展滞后，待遇比较低，这样引进人才、留住人才有些不利因素。我们曾经与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联系招聘博士到我们这里工作，效果不是太理想。

整体来看，对外交往包括国内、国外交往方面还是相当薄弱。这方面我也花了不少时间。目前，学院各专业都有教授、博士，其中情报学的博士多一些。尽管存在不少困难，这些年来，我们学院的发展还是得到了国内同行一定的认可。尤其是我们坚持以图书情报学为基础建院，国内不少高校的图书情报学专业都被合并到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商学院的其他学院，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以图书情报学为主建信息管理学院，在国内得到一定认可。当然成就肯定比不上重点大学，希望能够继续向重点大学学习，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把学院建得更好。

刘锦山：过去几十年，东北地区是我国重工业基地，经济发展好，那时人才济济。后来经济滑坡了，人才开始外流，导致东北地区留住人才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马海群：是的。经济滑坡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人才自由流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市场经济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控制人才流动。从个人角度来讲，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从地区发展角度来讲，人才外流会进一步导致经济差距拉大，而经济差距的扩大又会进一步导致人才外流。有一年我就听到吴慰慈老师说，一定要注意各地区的均衡发展，不能都跑到北上广了呀，其它地方也得发展呐。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又面临着一次新的危机。现在国家提出要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前段时间我们参加学校召开的学科建设讨论会，听到了一些声音和数据，例如，据说广东要拿出几百个亿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上海要拿出几百个亿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各地都会投放相当的财政资金来去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这样我们人才稳定的压力会更大，就更不用说人才引进了！

刘锦山：国家如果对以前的老工业基地有些政策支持，可能情况会好些。

马海群：不能任其发展啊。现在东北的年轻人上南方打工，老年人上南方养老，很多城市都基本上没人气了，这是挺可怕的事情。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差距会越来越大。东北的气候严寒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都已经4月中下旬了，才刚有一点点绿，小草刚出来一点儿，南方早就花开过一季了，樱花都已经飘落了都。东北地处高寒地带，每年10月中旬到来年4月中旬，有半年的严寒期。这对人的身体、习惯等可能都有影响。以前我们总说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其实待遇很重要。

刘锦山：第一是待遇，待遇加事业。

马院长：对，待遇加事业。东北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学科与我们情况有些类似。由于人才流失，学科发展受到很大影响。现在他们在新的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领导很重视这个学科，要发展。2015年他们做了好几件事，承办第七届“国际信息资本、产权及伦理国际研讨会”、邀请专家作咨询、报告等。他们有些老师拿到了一些项目，他们还是在恢复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在东北地区图书情报学教育与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系建系之初的师资主要是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整个东北三省的学科与经济一样，还有很大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办学，可能压力更大。

如果在一个环境条件有限的大学把专业办好，或者起码坚持住，把它办成一定的规模，应该说也是一种成就。在重点大学把这个专业办好，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国家投入这么多钱，办不好不应该，是不是？就像您刚才谈的，希望国家给一些特别的政策扶持一下，我们学科的专家能够考虑到全国的布局，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这样我们有信心进一步发展。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还是有安慰的。2009年，增选少数国家社科基金大评委，黄长著先生、马费成教授当时是增选评审组长，考虑到大评委不能仅仅是京津沪地区的，考虑到东北地区，最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后名额落在了我们学校，这对我们是比较大的支持。2010年我就接到了国家的批准文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本学科大评委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名额，这对于我们学科包括黑龙江这个学科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如果有更多的支持，就更好了。例如，武汉大学对口支援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对口支援东北师范大学，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发展。重点大学发展起来了，考虑一下扶持一些弱小的学校，有这种政策当然就更好了。但是大家之间有竞争，所以重点大学可能不会往这方面去考虑。

四、走向未来

刘锦山：马老师，请您谈谈贵院研究生教育方面的情况。

马海群：人才不光是老师，还包括研究生。研究生相当于一个准教师，这是我给研究生的定位。研究生不光是学生，还是学校、或者学科的重要力量。我对研究生还是有期盼的，但是因为扩招之后，质量总体有所下滑。

研究生学制有三年的，有两年的。三年是学术型硕士，两年就是专业硕士。专业硕士也是我们办学的一个特点。2010年国家批准设立了第一批18家图情专业硕士（MLS）点，包括北大、武大、南开、南京等18所院校。开始我们招生量很少，前两年只有两个、四个。2012年开始扩大招生规模，达到了60人，2013年有100人，2015年毕业的学生接近100人，2015年进校的学生又超过了100人。从规模来看是国内图情专业硕士规模最大的一个学校。2014年到武汉参加图情专硕教指导委员会及办学点负责人会议，我也做过汇报。大家都说，黑大怎么招这么多人呢？我说这可能不是好事，但是也可能不是坏事。因为国家规定图情专硕属于管理类联考，可以相互之间调剂，比方说考会计、审计、其他管理的专业硕士，可以相互调剂。我们学校因为整个盘子大，其他学科招不满，就把一些名额给了我们扩招，因此招的学生比较多。其他学校不一样，他们可能其他学科点招得比较满，所以给图情专硕很少，给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武汉大学也就招二十几个。我们图情专业硕士的总量可能占到了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之所以说可能不是好事，因为有很多学生是调剂来的，我们老师很累，但这也算是对学校的贡献。这件事也可能不绝对是坏事，随着前几年的积累，大家可能看到我们图情专硕的培养能力还不错，这样2016年学校给了我们90个名额，考我们学校上线的学生达到了80多个。往年是调剂嘛，比如60人，考我们的只能考20个，剩下40个名额是调剂来的。2016年看出效果了，报考我们的学生以及能达到国家线的学生接近了招生指标，学生的质量提高不少。这就是办学的规模效应。我们的生源，更多的是报考我们专业的学生，而不是外专业的调剂学生。我刚才说不一定是优点，因为量大往往与质量会有点矛盾，量大可能就不一定能保证质量。这是我们有点担心的问题。

刘锦山：专业硕士毕业到什么地方工作了？

马海群：前面两届毕业的学生很少。2015年毕业的学生，很多回到原本科专业工作，有些留在我们这个行业，但是不多。很多调剂生，可能就是为了读一个学位，未来还是要离开这个专业的，原来学会计、审计、金融的，可能都在原来的行业就业。我刚才说这也是个问题，学位点评估时要看这些指标。很多指标很细，学生考进来时，是不是985、211院校毕业的，考进来时是相关专业还是非相关专业，毕业了之后到了哪些与专业相关的部门，还是不是相关部门，都是考核指标。这些对我们压力也很大。

刘锦山：现在图书馆专业研究生、本科就业情况怎样？

马海群：因为量小，就业还不错。前几天我们还给学校汇报图情档一级学科学术硕士点的自评情况，就业、科研等总体情况还不错。只不过生源会有点问题，与专业学位硕士一样，有些生源不是学图书情报学的，这也是学位点评估的一个小指标。小指标不合格积累多了，大指标就可能不合格了。

刘锦山：现在博士点每年招几个人？

马海群：博士点2015年开始招生，学校一年就给一个名额，还是很少。博导是我和图书馆系主任孙瑞英老师。博士点招生名额与学校大盘子有关，学校名额原则上给到一级学科，一级学科再给下面的二级学科分配名额。考虑到我们这个二级学科的特殊性，单独给我们下了指标，一年一个名额就，就是让我们能开点，能办学就可以了。

2010年的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原则上必须先有一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才有资格申报一级学科的博士点。我们期望国家能启动新一轮博士点申报，看有没有机会在本学科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现在的培养体系还算完整，逐步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