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0年来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综述（之一）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影响公共图书馆发展方向的公共图书馆思想并未普遍关注。据笔者的调查，迄今为止，中国大陆未有关于1949年至2009年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系统研究成果，一些论述大多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之中。

为了便于综述，笔者将1949年至2009年中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研究状况大致划分为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两个阶段进行综述。由于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21世纪以后，在此重点对21世纪以来涉及公共图书馆思想的研究进行综述。

?1改革开放以前的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

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20世纪60年代初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写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内部铅印教材)、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写的《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史》(内部铅印教材)的部分章节略有提及公共图书馆思想的一些问题以外，未发现有关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的专门著作出版，并且这个时期已正式发表的有关公共图书馆思想的研究性论文也不多，研究内容主要是围绕苏联图书馆思想、”新式”图书馆思想、公共图书馆精神等。

?1.1 苏联图书馆思想研究

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苏联图书馆思想一直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主题，其研究内容主要是总结和归纳苏联图书馆思想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借鉴作用等。参观苏联和民主德国图书馆代表团在其报告中指出：”苏联图书馆工作的基本特点是图书馆必须紧密地为苏联的各个阶段的政治任务和经济建设任务，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争取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大团结而工作”。”苏联图书馆与其它文化教育事业一样，它的工作的政治思想性是很强大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上胜利的时候，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途径毫无疑问地要向苏联学习”[1]。李枫认为：”苏联图书馆经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苏联图书馆学的许多理论与实践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和过去一样，今后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

?1.2 “新式”图书馆思想研究

关于”新式”图书馆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为工农兵服务思想、共产主义协作思想、人民公社图书馆思想等内容。黄宗忠认为：”图书馆事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对于图书馆事业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只要我们重新复习一下毛主席的著作、党的历次文教会议的决议与指示，就知道这是党对图书馆事业长期以来的一贯方针”[3]。于声从图书馆的国际协作、国内的馆际协作、图书馆内部的协作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大跃进”时期开展共产主义协作的重要性[4]。黄宗忠对人民公社图书馆思想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民公社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图书馆是人民公社文化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它也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文化组织的一部分......人民公社图书馆会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和主体，人民公社图书馆学也将成为图书馆学的主体”[5]。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业史小组在1959年总结建国十年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基本经验为：”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开门办馆”、”勤俭办馆”、”共产主义协作”和”学习苏联”[6]。

?1.3 公共图书馆精神研究

刘国钧对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美国公共图书馆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公共图书馆者，公共教育制度中之一部也”，并指出：”近代图书馆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所谓公共图书馆者，即近代图书馆运动最著之产物也”[7]。汪长炳对建国初期的公共图书馆精神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图书馆工作是党和政府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教育工作的助手，图书馆事业需要配合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挥它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他重点强调公共图书馆开展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工作，”要按着各馆地区环境、读者需要、干部条件等开展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工作”[8]，这是1949年建国后首次对公共图书馆精神进行诠释[9]。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图书馆学研究基本上处于中断、停滞状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其后的几年，在图书馆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性论文不多。

?2改革开放以后的公共图书馆思想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复苏和发展，1994年修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的发布，以及1996年第62届IFLA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图书馆学研究进入了比较繁荣时期，有关公共图书馆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正如有学者所言：”直到吴建中《21世纪图书馆新论》[10]出版，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理念才比较正式地进入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体系”[11]。从某一角度论及公共图书馆思想的研究，大部分被夹杂在对公共图书馆事业60年的零星研究当中，主要集中在公共图书馆事业史和思想史、图书馆权利思想、图书馆精神等9个领域。

?2.1 公共图书馆事业史与思想史研究

在我国，关于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论著不少，但专门论及公共图书馆事业史和思想史的较少，而专门研究1949年以来公共图书馆思想的更是凤毛麟角。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事业史和公共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理念和思想研究等。

在图书馆事业史和公共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当中，《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既包含了中国图书史和图书馆史两方面的内容，但其研究时限截止在1949年以前[12]。《中国图书馆学史》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图书馆学术史著作，但有关图书馆理念和思想的内容比较简略，比较分散[13]。《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全面系统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的发展面貌，重点叙述了改革开放30年至20世纪末图书馆的发展变化，在第五章”1949-1976年我国的图书馆事业”的”各类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部分专门论述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第七章”80年代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中对该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国家图书馆等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事业、澳门公共图书馆事业和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发展进行了论述，是同类书中较多篇幅论述公共图书馆问题的著作[14]。《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新中国图书馆业务建设、新中国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等5个方面，对1949年至1989年的图书馆事业进行了论述，其中在第五章”公共图书馆”部分对全国各地各级的43所公共图书馆进行了论述[15]。黄宗忠对我国20世纪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当前发展中的定位问题、特色建设问题、收费服务与免费服务问题、现代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论述[16]。程焕文总结并分析了1949年至1989年40年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经验和教训[17]。

关于图书馆理念和思想研究的论著不多，主要包括：张树华论述了我国图书馆观念自清末至21世纪初的发展变化，着重论述了改革开放以后图书馆观念的革新，提出了以人为本、平等自由、特色服务、资源共享等观念，该论文是较早专门论述图书馆观念的研究成果[18]。吴建中出版了两种相关著作，提出了工作重心从书本位到人本位转移、业务重心从第二线向第一线转移、服务重心从一般服务向咨询服务转移、收藏向各种文明记录及其载体延伸、业务向馆外延伸、服务向社区及家庭延伸、图书馆是终身教育和文化娱乐中心、图书馆是信息传播与交流中心等思想[19]；同时就图书馆的生存价值、图书馆的范式演变、无偿与有偿、图书馆员的专业性、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等10个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20]。程亚男从服务”工具论”、为谁服务、读者权益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公共图书馆60年服务思想的衍变[21]。王世伟通过对资源共享、有偿服务、平等开放、总分馆制、宣传推广等的分析，论述了60年来中国图书馆服务理念和实践的发展[22]。上述两篇论文是系统研究1949年至2009年公共图书馆服务思想比较难得的研究成果。

?2.2 图书馆权利思想研究

国内学者对”图书馆权利”的研究起步于2000年。自2004年以来，图书馆权利已经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界比较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2004年12月，中图学会把2005年会征文的其中一个分主题确定为”图书馆权利”[23]。2005年1月，在哈尔滨市黑龙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2005年峰会”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开展有关”图书馆权利”的学术研讨活动[24]。

《图书馆建设》自2005年第1期起开设”走向权利时代”专栏[25]。《图书情报知识》自2005年第1期起开设”弱势群体与知识公平”专栏[26]。

该领域的研究内容由最初的对国外图书馆权利案例的介绍[27-28]，发展为对”职业道德”、”读者权利”以及”知识自由”的理论初探[29]。从2004年开始，该领域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论文的发文数量呈迅猛增长趋势。此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实践以及政策等层面展开。概括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图书馆权利总论、知识自由、信息公平、读者权利、图书馆制度、职业道德、政策研究等。其中，读者权利、图书馆权利总论是最主要的研究主题，而比较次要的研究主题分别是政策研究、信息公平、图书馆制度和知识自由等。目前有关图书馆权利定义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类：①民众权利论：这种观点以程焕文为代表，认为图书馆权利是指民众的图书馆权利[30]；②图书馆员权利论：这种观点以李国新为代表，认为图书馆权利是指图书馆员职业集团的权利[31]；③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这种观点以范并思为代表，认为图书馆权利是指公民和图书馆的权利[32]，有不少人比较认同这种观点[33-34]。

根据目前可知的文献，程焕文是较早在我国明确提出”图书馆权利”一词的学者。从2004年开始，在许多学术活动场合，他不停地宣扬图书馆权利思想与图书馆精神，使得”图书馆权利”一词在我国图书馆界流行起来。他在该领域共出版了2种著作、1种教材、发表了15篇论文，内容涉及图书馆权利、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信息公平等。他主持了200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书馆权利研究”[35]，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立项的有关图书馆权利的科研项目，其研究成果包括：《图书馆权利与道德》已于2007年正式出版，该著作比较系统全面地收录和选译了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颁布与实施的有关图书馆权利与图书馆职业道德的政策文献，是目前研究和借鉴国外图书馆权利与道德政策较为全面的参考文献[36]；《图书馆权利研究》即将出版，该著作将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构建民众图书馆权利的基本理论体系，研究国外有关图书馆权利的相关政策与国内外图书馆权利案例等[37]。他在2004年7月出版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信息资源共享》”第二章 基本定理”中专门撰写了有关于图书馆权利的内容，即”定理三”：”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38]。他认为图书馆权利是指民众的图书馆权利：2004年他提出图书馆权利概念[39]；2005年他提出图书馆权利”即用户平等、自由地利用图书馆的权利” [40]；2007年他提出”图书馆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平等、自由和合理利用图书馆的权利”[41]；2009年他提出：”图书馆权利是指民众利用图书馆的自由、平等权利”，”图书馆权利的主要内容包括平等权利与自由权利”[42]。此外，他还开辟了”程焕文如是说”博客，广泛宣传图书馆权利、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等[43]。

程亚男共出版了1部著作、发表了12篇有关图书馆权利的论文，其内容主要关于读者权利、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图书馆服务等。2002年她明确表述了”阅读是每一位公民的文化权利”的理念，而且对1949年以后的图书馆服务进行了评价：”人们从图书馆思想道德教育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属性出发，强调图书馆的阶级性与服务的区别对待，把许多想利用图书馆的人拒之门外，而且人为地将读者分为三六九等，在办证与借阅上设置种种障碍”[44]。其主要图书馆权利思想为：”读者权利的发展要求消除限制实现图书馆服务公正与公平目标的所有障碍，这是图书馆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基石。当前，我们需要改变的是服务观念、需要探讨的是服务方式，更多的是需要实际行动” [45]；”如何从法制的视野认识读者的权益，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保障读者的权益，促进知识自由的全面发展，是图书馆服务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46]。同时，她还专门撰文宣传《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并指出：这个准则的颁布”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权利的时代”[47]。

范并思在图书馆权利领域至今共出版了1部著作，在7种期刊上发表了10篇论文，其主题主要涉及智识自由、信息公平制度、公共图书馆精神、国外图书馆权利案例研究等。其著作《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收录了作者26篇有关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观念与思潮研究的论文[48]。他是公民与图书馆权利论的代表，认为图书馆权利是指公民和图书馆的权利，”图书馆权利包括以下两种权利：社会意义的图书馆权利，即公民接受图书馆服务的权利；图书馆人的职业权利，即图书馆人维护图书馆科学有效地运作的权利，图书馆权利应该是这二者的统一”[49]。他指出：”图书馆权利的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图书馆界理念变革起到了重要作用”[50]。他强调公共图书馆制度的重要性：”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机构，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则是确立了一种实现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的制度。只要公共图书馆能够坚持基本的公共图书馆精神，社会成员就可能通过公共图书馆得到获取信息机会的公平；而如果公共图书馆能进一步开展针对信息弱势群体的特殊服务，则它就从制度上实现了信息保障”[51]；”公共图书馆通过免费提供基本信息服务，为社区构建了一种保障信息公平的制度。这种制度最直观的功能，是能够帮助弱势人群，使弱势人群可能获得有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资源。这种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健康的发展”；”公共图书馆应该弥合信息鸿沟”，”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信息门户”[52]。此外，在2004年至2008年他开辟了”老槐也博客”，广泛宣传了图书馆权利思想、公共图书馆精神、图书馆职业道德等[53]。

蒋永福在该领域的论著数量较多，至今共出版专著1种，发表有关论文29篇。其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公共图书馆制度、知识自由、信息公平、用户权利等主题。其著作《信息自由及其限度研究》对信息获取自由、信息认知自由、信息表达自由、网络信息自由等进行了剖析，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部专门研究信息自由的著作[54]。其主要图书馆权利思想为：”图书馆是维护知识自由的社会制度，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是维护公民的知识自由权利”[55]；”保障人们的信息获取自由权利，体现了信息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体现了社会成员普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共需求，也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正义性。公共图书馆为了保障读者的信息获取自由，必须坚持公共性、平等性和中立性原则”[56]；”维护知识自由是图书馆权利的基本目的。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实现其使命的法律基础”；”图书馆权利是落实图书馆精神、保证实现图书馆使命的必要前提”。在图书馆权利的定义上，他比较倾向于范并思的观点，并且认为：”对社会立场的图书馆权利，我们应从理论上继续全面论证‘图书馆的存在保证了公民的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以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对馆员立场的图书馆权利，我们应继续研究‘维护图书馆人的职业价值、职业尊严和职业权益'的实践操作策略，以保证图书馆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有一个应对措施”[57]。

李国新自2000年开始关注图书馆权利思想。他发表了论文《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这是自美国《图书馆权利法案》问世多年来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地研究公民利用图书馆的权利问题[58]。他在该文中明确指出：”公众自由利用图书馆是一种‘权利'“，并认为这一观点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图书馆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和进展”[59]。至今，他在图书馆权利领域已出版1种著作，发表了10篇论文，其主题主要涉及有关政策、智识自由、图书馆自由、用户权利，以及国外图书馆权利案例研究等。其著作《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对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日本图书馆的相关法规，日本的”图书馆自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60]。他是图书馆员权利论的代表，他认为图书馆权利是指图书馆员职业集团的权利，他明确提出：”从美国、日本业已形成的图书馆权利观念和规范可以看到，所谓图书馆权利，是图书馆员职业集团为完成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所必须拥有的自由空间和职务权利”[61]。

?2.3 图书馆精神研究

在2000年以前，”图书馆精神”仍是一个相当冷僻的研究课题，参与研究的研究者不多。除了较早开始图书馆精神讨论的程焕文以外，主要包括：蒋庆萍在1990年论述了图书馆精神的内容和意义[62]，刘洪波在1992年探讨了图书馆的精神内涵[63]，赵其庄在1996年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图书馆精神进行了研究[64]。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图学会在2003年底将”百年图书馆精神”列入2004年学术年会的分主题[65]、2005年将”图书馆权利”列入2005年学术年会的分主题以后，图书馆精神迅速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界的热门研究问题之一，研究者数量猛增，国内不少图书馆学核心期刊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阵地。这个阶段的图书馆精神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精神的概念[66]、图书馆精神的特点[67-68]、图书馆精神的基本内容[69-71]、图书馆精神的体系结构[72-73]、图书馆精神的价值表现[74-76]、图书馆精神的缺失[77-80]、图书馆精神的培育[81-82]等等。从整体情况来看，该主题的研究内容还有待系统化，其理论基础也有待加强，尚有不少问题亟待深入探讨。可喜的是，该领域的研究队伍虽然人数不多，但实力雄厚，汇集了国内图书馆学的教授和博士，并且后生力量可观。

范并思从2000年开始研究”公共图书馆精神”，出版了2部相关专著与发表了10余篇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对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学史上重要的人物与事件进行了系统的评述，是了解20世纪的图书馆学的重要论述[83]；《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收录了作者20年以来26篇有关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观念与思潮研究的论文[84]。他认为：”凡是能指引图书馆人科学地发展图书馆事业，使图书馆人敢于维护自己的职业尊严、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权利和职业利益，或能激励图书馆人为事业发展奉献自己的专业才能与智慧的理念，都可以称之为图书馆精神”[85]；”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人对图书馆事业的人文理想的认同”[86]；”公共图书馆精神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形成”[87]；”公共图书馆精神在图书馆管理实践中是可操作的”；”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的实际存在”，”公共图书馆应该弥合信息鸿沟”，”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信息门户” [88]；”研究与倡导图书馆精神，目的在于弘扬图书馆事业前辈们的人文理想”[89]。

程焕文也是该领域较为核心的研究者之一。他在1988年至2007年间共出版了3部专著、发表了30篇有关图书馆精神的论文。这3部专著包括：《图书馆精神》收录了作者近20年以来近20篇有关图书馆精神的论文，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图书馆精神的著述[90]；《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全面总结并高度评价了沈祖荣的不朽的图书馆精神[91]；《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收录了20世纪欧美东亚图书馆事业的学术大师裘开明先生的38篇图书馆学术论文与未刊稿，反映了裘开明先生所代表的老一辈图书馆学家的伟大的图书馆精神[92]。1988年他发文提出：图书馆精神应包括：①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与自强精神，②强烈的自爱、自豪与牺牲精神，③大胆地吸收、探索、改革与创新精神，④读者至上精神，⑤嗜书如命精神[93]；同年他在首次提出”图书馆四代人”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图书馆精神的重要性[94]；1989年他在总结我国图书馆事业40年的成功经验时，再次将”图书馆精神”列为其首要[95]；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华精神”的论文[96-98]；1992年他将图书馆精神概括为”爱国、爱馆、爱人、爱书”八个字[99]；在2004年他提出图书馆职业道德是21世纪中国的基本图书馆精神[100]；同年他在”中国图书馆学会2004年年会暨学会成立25年纪念大会”作了题为”百年沧桑 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的主旨报告，”总结了图书馆人应有的一种精神，即四爱”[101]；2006年他梳理和阐述有关图书馆精神的基本问题，以及作者研究和弘扬图书馆精神的基本过程[102]。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至2007年，程焕文与黄俊贵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图书馆精神的学术争鸣：

u 2005年3月，程焕文与周旭毓发表《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以下简称程文1），明确提出了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包括第一层面的图书馆的职业精神、第二层面的图书馆的事业精神、第三层面的图书馆的科学精神；图书馆事业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人人享有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人人享有自由利用图书馆的权利，免费服务是平等自由利用图书馆的基本保障；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基本内容是”四爱”。[103]

u 2005年11月，黄俊贵发表了《看图书馆现状要客观 讲图书馆精神要科学--对〈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一文的商榷》（以下简称黄文1），他认为：”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产物，不是没有这种精神”；”当前图书馆最缺乏的是完善的管理，而不是‘图书馆精神'“；”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是健康的，并未呈现‘整体非理性状况'“；”要具有正确的办馆方针、良好的读者服务、完善的职业道德，‘图书馆精神'不能涵盖图书馆发展问题”。[104]

u 2006年3月，程焕文发表《图书馆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答黄俊贵先生》（以下简称程文2）予以回应，认为：黄文1”没有建设性，不符合学术批评的基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图书馆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105]

u 2006年8月，黄俊贵发表《学术批评需要理智--兼对〈图书馆精神--体系结构与基本内容〉再商榷》（以下简称黄文2），认为：程文1和程文2”否定了图书馆精神的客观存在，否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丑化了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否定了图书馆技术方法；特别是‘图书馆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观点，违反了唯物辩证法的前人研究成果，将产生不良影响”。[106]

u 2006年11月，黄俊贵发表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原则及其实践》，对程焕文提出的”整体非理性”、”图书馆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实质上也就是抹煞了图书馆学术和图书馆事业”等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所有同人特别是‘精神论'倡导者果真重视精神作用的话，就应该身体力行，从研究读者服务原则的四个方面（良知、理智、真诚、爱心）去彰显自己的精神”。[107]

u 2007年5月，张金国与王梅发文为程文1辩护，逐一批驳了黄文1的观点，但同时认为黄文1”是有建设性的，而且符合学术批评的基本精神”，并且认为：”这场争鸣将使人们深刻地反思‘图书馆精神'的有关话题，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图书馆精神'究竟是什么和‘图书馆精神'究竟怎么了等等问题，这无疑是一场关于‘图书馆精神'的‘更新性认识'，或者说这无疑是关于图书馆人的思想解放认识”。[108]

u 2007年7月，张金国与王梅再次发文为图书馆精神辩护，他们认为：”透过这场争鸣，我们可以感觉到，在我们的图书馆职业实践中，还应该继续大力弘扬图书馆精神”。[109]

u 2007年7月，陈纪建发表了对这场学术争鸣的看法：”程先生针对我国图书馆人在一定程度上的人生价值、职业价值迷失的现实，构建的图书馆职业精神有其合理的内核，需要辩证地加以吸取”；”黄先生却无视我国图书馆现实存在的这个本质问题与深刻矛盾，无视业界在特定情境下讨论的特定问题，不进行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在一些具体、枝节的错误方面纠缠不休，最后武断地做出‘当前图书馆发展呈现非理性、图书馆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论说可以休矣'的结论” [110]。

杨文祥在《图书馆》2005年第3期至2006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了《图书馆精神跨学科历史思考》系列论文4篇，分别从跨学科角度对图书馆精神的基本问题、社会载体系统、历史阶段性，以及当代图书馆精神进行了历史思考[111-114]

在2005年中图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中图学会专门组织编写了”中国图书馆百年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共包括《百年情怀: 天堂图书馆的模样》[115]、《百年大势: 历久弥新》[116]、《百年建筑: 天人合一 馆人合一》[117]、《百年文萃: 空谷余音》[118]、《百年人物》（该书尚未出版）等5个分册。文化部前任副部长周和平在其序言中指出：希望这5个分册，”从历史的、人文的，以及学术研究、建筑文化等各个层面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百年历程作一个完整而深入的诠释和展示，借以传承‘智慧与服务'的行业精神，彰显前贤，激励后学”。[119]

与此同时，不少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专门开设了关于图书馆精神的专栏。《图书馆》在2004年第2期至第6期开设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专栏[120]，在自2005年第1期至2007年第4期开设了”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论坛”专栏[121]。《图书馆杂志》自2005年第3期至12期开设了”图书馆员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专栏[122]。《图书情报知识》自2007年1月起开设了”文华情怀”专栏[123]。

同一时期，一些图书馆也纷纷加入图书馆精神研讨的热潮之中，其中以镇江市图书馆较为典型。2005年8月，镇江市图书馆赵玉明提出：”新时期镇江图书馆精神要实现社会图书馆权利与馆员权利的统一；实现我馆优良传统与时代需求的统一；实现图书馆精神与镇江精神、江苏省精神的统一，成为我馆新一轮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124]

?2.4 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

2002年11月，中图学会颁布了《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提出：”图书馆伦理应该涉及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五个方面”，并明确了图书馆员伦理规范的基本内容为：”千方百计满足读者需求，平等对待所有读者，不断提高专业素养，维护知识自由，保守读者秘密，抵制检查制度，尊重知识产权等内容”。[125]

2004年7月，中图学会图书馆法与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图书馆法委员会）在2004年会上主办了”国际视野下的图书馆员职业伦理与知识产权保护”专题论坛。”日本专修大学教授、日本图书馆协会常务理事、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员伦理纲领》策定委员会委员后藤畅先生演讲《日本〈图书馆员职业伦理纲领〉的核心理念与实施现状》、美国新墨西哥大学西南研究中心副教授、美国第七届联邦储备图书馆计划感谢状获得者玛利亚?特莉莎?马奎斯（Maria Teresa Marquez）女士演讲《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职业道德准则与图书馆事业》、澳门大学图书馆杨开荆博士演讲《港澳台地区的图书馆员职业伦理建设》” [126]。其后，《图书情报工作》在2004年第12期开设了”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专题，发表了在该论坛上美国、日本、澳门和中国大陆学者演讲的7篇论文。

图书馆职业道德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的颁布，尤其在中图学会图书馆法委员会的大力宣传与推动下，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开始被广泛认知，在2005年前后出现图书馆职业道德的研究热潮。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图书馆职业道德或图书馆伦理的概念[127-128]、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原则[129]、图书馆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与体系[130-131]、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132]等。有学者认为中外对图书馆职业道德与图书馆伦理的认识在”知识自由在图书馆员职业道德中的体现”、”个人信念与职业观念的关系”、”馆员参与管理”、”馆际合作”、”资源保护”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133]。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图书馆职业道德与图书馆伦理的研究尚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比较欠缺理论深度，研究主题的涉及面也比较狭窄，尚未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研究群体，对图书馆职业道德与图书馆伦理所涉及的其他问题有待进一步系统、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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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燕桃，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山大学图书馆与资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来稿日期：2010-07-23 责编：魏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