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荣先生(字绍期，英文名．Samuel Tsu-Yung Seng，1884.9.11—1977．2．1)出生于湖北宜昌一个贫苦的家庭，祖辈一直在长江上拉纤，其父亲后来在宜昌开了一间专供过往纤夫膳食的小餐馆。因家境贫寒，沈祖荣先生一直在家帮助父亲打理餐馆。为了生计，沈祖荣先生15岁时入宜昌圣公会教堂做勤杂工。1901年，武昌圣公会创办的思文学校在生源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到武汉之外招收学生，并以高额奖学金招揽学生。在宜昌圣公会的劝说和推荐下，为了读书，沈祖荣先生只身来到武昌，就读于思文学校。一个17岁才开始识字的贫苦子弟凭借着异乎寻常的毅力最终成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和中国20世纪的图书馆学宗师，其精神蔚为时代的典范和中国图书馆精神的楷模。

1914年，韦棣华女士资助沈祖荣先生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作为中国留洋攻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沈祖荣先生对此亦颇有疑窦，曾言：“管理图书馆的职务，不就止保藏典籍，司理借还吗？此行赴美，有何研究？外人如是怀疑，我亦如是怀疑。”可是，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以后，沈祖荣先生疑虑顿释，眼界大开，“始知向日所见，浅陋已极”，图书馆的工作“诚非浅易短时研究，可以穷尽之事”。于是，沈祖荣先生发奋攻读图书馆学，并以优异的成绩于1916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的第一人。留美期间，沈祖荣先生在潜心学习的同时不断地探索研究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发表了《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和《中国图书馆员的困难问题》等学术论文。沈祖荣先生深深地感到：“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舰、无畏战舰和潜艇，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晶，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量的大学、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因为“学校乃是人民受教育的场所，博物馆艺术馆是保藏国宝的构，人民能在其中学习人类的发展历史，并亲身接触世界的杰作。

自1917年起，沈祖荣先生在数年间携带着各种影片、模型、统计图表等，奔赴全国各地，猛烈地抨击藏书楼的陋习，广泛地宣传图书馆的功用，讲解创办图书馆的办法，倡导办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式图书馆事业。凡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山西、直隶，足迹殆遍，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图书馆运动。是为中国“提倡图书馆之先声”和“西洋图书馆学流人中国之先声”。

在1949年，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沈祖荣先生坚决拒绝参加任何“应变会”和撤离台湾，将文华图专完整地保留在武昌。否则，50年代以后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甚至整个图书馆事业的历史都必须要改写。1951年，中央文化部接办文华图专；1953年，文华图专并人武汉大学，虽然此时沈祖荣先生已从任职30余年的校长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沈祖荣先生仍然始终不懈地热爱着图书馆学教育，坚持教学。因为政治运动的缘故，年逾古稀的沈祖荣先生被迫放弃已讲授了30余年的“西文编目”课程，以惊人的毅力重新开始学习俄语，改讲“俄文图书编目”课程；并在1954年完成了《俄文图书编目》(初稿)，1955年完成了再版《俄文图书编目法讲义》，1958年完成了《俄文图书编目法》(第三版)。1959年，在武汉大学校方的多方劝说下，75岁高龄的沈祖荣先生在从事图书馆工作约50年、执教约40年后才光荣退休。

作为一代宗师，沈祖荣先生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早在1929年，金敏甫先生就已作过这样的评述：“自民国初年，东西图书馆学潮流趋人而后，报章杂志之中，渐有图书馆学术论文之散见，其中有讨论图书馆学术者，有鼓吹图书馆事业者。沈祖荣氏，最先撰述图书馆论文于《新教育》杂志中；杜定友氏，亦先后撰述论文于各大杂志中，此二君者，所撰最多，且最有价值。”

“一代宗师沈祖荣不仅用自己的光辉一生突出地体现和展示了图书馆精神,而且亦用理性来归纳、演绎了图书馆精神的内核。”--程换文

摘自程换文文华精神：中国图书馆精神的花园——纪念文华图专80周年暨宗师韦棣华女士和沈祖荣先生世代相传的智慧与服务精神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6

沈先生一生奉献图书馆事业的职业精神是一种值得我们后辈无论操守是哪个行业都应该学习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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