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图书馆的生活”是需要“图书馆哲学”的揭示与解释的重大主题之一。“图书馆哲学”从诞生之初，就是基于图书馆人对图书馆“生活世界”的直接指向和考察之后的种种总结。世界图书馆学之父——印度的阮冈纳赞在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纵观他灿烂而辉煌的图书馆生涯的一生，他所有的真知灼见无不是“图书馆哲学”的足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者张广钦在文章中指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在1934年就已出现，根据是丹顿在那一年发表的《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而图书馆哲学的专门著作在1949年就已出现，即英国的图书馆学家包得菲著的《图书馆哲学》一书。在我国，关于图书馆哲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刘国均，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已包含较为明显的哲学思考。但“图书馆哲学”的明确提法是蒋永福先生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来的，那篇文章是《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些都说明图书馆人从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哲学是“图书馆生活”的精华，哲学帮助图书馆人认识图书馆事物的本质，但这些的确都是直接来源于图书馆的“生活世界”。

因为，图书馆首先是图书馆人直接的职业生活产物，然后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知识和学术现象。因此，对图书馆生活和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离不开一种哲学的认识与指导。这就是“图书馆哲学”对“图书馆生活”的揭示与提升作用所在。“图书馆哲学”既来源于图书馆的“生活世界”又反作用和服务于图书馆的“生活世界”。所以“图书馆哲学”的根基、目标锁定于图书馆的“生活世界”，让“图书馆的人”（主要指图书馆人和所有的读者）成为图书馆“生活世界”的主体。因此所谓确立图书馆的“生活哲学”的地位和价值观，就是要彻底贯彻尊重“图书馆的人”、体现“图书馆的人“、表达”图书馆的人“、关切”图书馆的人“的主旨，就是要依据图书馆的“生活世界”来建构“图书馆人的生活哲学”，亦即“每个个体图书馆员的生活哲学”，从而彰显图书馆新时代的“人文主义”。

图书馆的职业生活和对这个职业生活的“图书馆生活哲学”的揭示，有助于促进“图书馆的人“的成长、确证”图书馆的人“的价值、实现”图书馆的人“的全面发展，那么这个“生活”和“哲学”就是合理的。否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置身于图书馆“生活世界”中的图书馆人和“图书馆哲学”，既要看到图书馆的楼堂馆舍、书刊书籍、技术设备等“物”的进步，既要看到图书馆学的理论的争鸣与繁荣，更要看到图书馆员、读者等等“人”需求的问题。要重点关注的是“人”，而不单单是“物”！不要“物”的世界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大部分的遮蔽。而当前图书馆界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似乎只重视“物”的硬件建设，而忽视“人”的软件建设？就是太多的重视“技术”忽视“人文”！图书馆的职业生活和学术理论似乎也只是只见“物”不见“人”，只见“技术”不见“人文”。

不言而喻，“图书馆哲学”的真实而有力量的体现，就是是直接指向图书馆的“生活世界”的，直接指向“图书馆的人”，指向“人文，”而不仅仅是图书馆的“物”，指向“技术”，“人文”就是图书馆的“生活”的经典概括。正如吴唏先生所说，“图书馆的本质是人文的，在过去、和将来，它都不是什么科技产物。图书馆的历史使命是传承人类文明，图书馆的社会责任是广布科学文化，科技只是其手段之一。遗憾的是，目前图书馆界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工作乃至专业教育，都把一些技术问题（其中主要是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提到了压倒一切的高度，这是典型的舍本求末，或曰本末倒置。提倡图书馆的人文精神，研究图书馆的人文地位，才更加合乎图书馆的本来意义”。“图书馆生活哲学”是通过优化图书馆人的生活而深刻关注图书馆人的哲学。因此我们说，“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度挖掘和细致剖析，并由此建构图书馆理想生活的“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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