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满哥的“开心小屋”

余子牛

拜读学华兄的“误入女儿国”，除了欣赏他多姿多彩的退休生活和不蔓不枝的文笔外，还能感受到世外桃源般的藏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在看惯“以邻为壑”的今天，实在让人向往。这使我想起了大学期间与学华兄的一些往事。

张学华有个好听的别号：张满哥。作为长沙方言，“满哥”一词似乎没有确切的解释，如同“诗无达诂”。“满”有小的意思，好像川方言中的“幺”。但满哥不是“小哥”，没那么暧昧，更不是“大哥”，没那么江湖。百度百科解释说：“满哥”就是“小伙”，对应的就是“妹坨”。听起来有种特别可以亲近的感觉。这个解释太业余，居然把“妹坨”都扯进去了。但“特别可以亲近的感觉”还算靠谱。与张满哥相处，的确有种特别可亲近的感觉。

张满哥年龄应该比我大一轮以上，入校时已经结婚。之前有工作单位，所以带工资读书，居然在校区还分有一间住房和一间厨房。记得是一溜排开的老式平房，红砖黑瓦，有点像今天的临时安置房。房子不大，大概十多平方米，放下床桌柜等居家必备之物后尚余旋马之地。书桌上放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机。房子对面是小厨房，放置锅碗瓢盆炉具后，没剩下多少空间。厨房很黑，白天都需白炽灯照明——这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印象，有记错的地方，请张满哥纠正。

张满哥多才多艺，照相是他最大的特长。班上不少摄友都在他手上启蒙，我就是其中之一。张满哥有台正规照相机，比屈义华的相机多了厂家和品牌。班级活动的时候，他会把相机带过来帮我们照相。湖南大学贵居岳麓山下，春有杜鹃养眼，夏有松风入耳，秋天红枫尽染层林，冬天白雪笼盖山野，真是“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景色宜人的时候，张满哥偶尔会约我们到户外摆普斯。这时，我必定穿上自己最得意的衣服，带上道具，扭扭捏捏地跟在张满哥身后，好像跟着张艺谋为《英雄》拍外景。张满哥选好地方后，就会让我们或蹲或坐，架好画板，做写生科。我那时有点瘦，形象基本过得去，就是头发长点，下巴尖点，脖子细点。张满哥绕着我们转几圈，选定一个角度，“咔嚓”一张，就把我所有的外貌缺陷咔嚓掉了。张满哥给人以温厚长者的感觉，爱笑，而且笑得灿烂，眼角早早地有了又细又密的皱纹。对焦的时候，他眯缝着眼睛，半张着嘴，一副“笑逐颜开”的表情，眼角的皱纹作放射状向两鬓发散开来，好像为他的笑容做注脚。你对着他的镜头，真是不笑都不行啊。这大概也是他的摄影技巧之一吧。那时，国内几乎看不到彩色照片，遑论数码相机，黑白照片也全都是装胶卷的。张满哥照相，除了包照外，还包冲胶卷、洗照片，算是我见过的最早的“三包”。遇到效果好的照片，他还会帮你放大。这一笔不菲的费用，都是张满哥自掏腰包。

(张满哥作品1号）

以前玩摄影的，不仅会摆弄光圈快门，还有一手冲洗胶卷、放大照片的绝活。手工冲印，需要一间暗室，张满哥的暗室就是那间小厨房。别看厨房不大，设备倒是一应俱全。绿手电、红灯泡、放大机、上光机、再加一些盆盆罐罐，窗帘一放就可以开始干活了。我的学徒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冲洗胶卷是一锤子买卖的技术活，弄不好会全功尽弃，时间和温度的把握十分重要。工作时要求绝对无光，眼前一片黑暗的感觉让我觉得紧张，只听得张满哥讲要领的声音，仿佛很遥远，像是天外之声。放大照片的时候，可以用红光。屋子里的人顿时变成了红人。这个工作十分有趣。先把相纸切好，把底片投影到相纸上，按一定时间曝光后，将相纸浸入事先准备好的显影药水中，照片上的影像就晃晃悠悠地从水里浮现出来。显影过程不能太长，合适了就要赶紧捞出来定影，定影以后再上光烘干，然后根据需要裁切，一张作品就此诞生。由于效果出其不意，每一张照片都会给我带来一点意外惊喜。在那个暗红的斗室里，我的满足感得到无限的膨胀，而作为师傅的张满哥，总是没有原则地给我表扬和鼓励。技术掌握以后，我就渴望单飞了，但无力置办设备。这时我会冒昧地跟张满哥提出，是不是可以借他的设备用用，张满哥一定会用很爽快的语气说：就在我这里洗吧，正好我明天要出去。记得有次寒假，我和家兄借用张满哥暗室冲印照片，早上进去，出来的时候已是夜幕降临。我忽然想起我们占用的是张满哥的厨房，顿时瞒然而惭。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这一家子（这时好像张满哥公子已经出生了）在哪里解决他们的饮食问题？

（张满哥作品2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视在中国还未普及，而人们已经初尝了电视的快乐。1978年，湖南电视台拍出了第一部电视剧《爸爸病危》，后来陆续有电视剧推出。而彼时的大球竞赛，正承载着国人的强国之梦。女排发威，男足雄起，激起年轻人心中阵阵狂热。但在湖大，找电视看真比找女朋友还难。记得有次湖南台播放《失望人的希望》，我和几个同学硬是对湖大每一栋教学楼做扫荡式搜索。在土木楼一个教研室里，发现门上气窗玻璃疑似有电视光闪动，于是我们涌到教研室门口，可能动静太大，那希望之光突然消失，任凭敲门，里面悄无声息。站在门外，我们成了没有希望的失望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张满哥家拥有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终于结束了我们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电视生涯。第一次到张满哥家看球，好像是看中国男排打日本队。一窝子男生，挤在他家的床和家具之间，坐定以后，起身都有点困难，真有点“挤挤一堂”的味道。张夫人坐在床沿，陪我们一起看。大家评头论足，高声叫好，像是在茶馆里一样放肆。有时比赛在深夜，知道我们要来看球，张夫人会提前睡到被窝里。这班男同学开始还有所顾忌，压低声音交谈，及至比赛到高潮，也顾不得那多，叫好之声此起彼伏。偶尔想起张夫人还睡在床上，大家又会互相提醒两句，而张满哥却永远是一副乐呵呵的表情：没事没事！而张夫人呢，有时会在我们叫得特别凶的时候，突然探起头来问：赢了吗？然后又把头缩回去继续睡觉。真是难为嫂子了，在这种氛围里睡觉真不亚于当年毛润芝同学在南门口街上看书啊。在张满哥家看过的一场足球赛，在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记得是中国男足打沙特，比赛打到深夜两点。中国队先是零比二落后，后来一口气进了四个球。看到中国队反败为胜，我们真有一种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兴奋。终场哨声刚停，外面就响起鞭炮声和敲击盆盆罐罐的声音。据说还有人点着被子拖把扫帚在操场游行。我大约是三点多才入睡，朦胧中听得冰铁桶子碰撞声。以为是梦。依稀听到有人叫“起火了，起火了”，强睁眼睛，才发现果真有丙丁之灾。穿衣下床拎着桶子跑下楼，只见土木楼已是火光冲天。大家自发地组成人链，转移楼内财物。我是第一次离大火如此之近，灼热的火已烤得皮肤生痛。不少仪器设备经过我们的手，转移到楼前的空地，其中也有当时十分稀罕的计算器等学习用具。不多时，财物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包。虽然火势越来越猛，仍然还有同学从燃烧的大楼窗子里探出头来，往楼下扔物品，完全置生死于度外。同学们在灾难面前表现出的勇敢，在财物面前表现的淡定，让我至今难忘。

每当想起这些情景，我都会生出一些感叹。三十年过去了，物质生活确实得到空前的满足，但人性中某些最可贵的东西是不是正在悄然失去？就拿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来说，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有朋自远方来，主人会在酒楼设一个饭局，喝几杯似真似假的酒，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开一些不三不四的玩笑，牌桌上不折不扣真枪实弹地较量一番。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和娱乐，似乎已成过去式。即使请你来家里，也不会让你进卧室；即使请你进卧室，也不会让你在卧室里看电视；即使请你在卧室里看电视，他夫人也不可能睡在床上；即使他夫人睡在床上，也轮不到你大喊大叫，早被她先生几闷棍把你打出屋子，还告你非礼。“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样一件从前看似普通事情，在今天是多么的不可奢求！

回想起张满哥的开心小屋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总会觉得逝去的友情弥足珍贵，总会庆幸自己曾经拥有过一个不为金钱权力困扰、不因风花雪月分神、不会孤独无助失落、不曾勾心斗角伤心的大学四年。

戴逸云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这一代人不知是命苦还是命好，所有的‘好事’似乎都赶上了” ，此言不虚。他是从命苦来解读，我却不妨从命好来诠释：读小学我们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打弹弹赌烟纸用轴承做推车玩得不亦乐乎，不似现在的小孩做完家庭作业还要弹钢琴学柔道下围棋，一点童趣都没有；读中学碰到批林批孔，画漫画打快板学工学农，没有高考的压力；考上大学置身没有物欲纷扰的学习环境，遇到思想单纯一心向学无利益冲突的同学，亲如一家其乐融融，而无堕落街、出租屋的骚扰；毕业包分配，不用为找工奔忙；参加工作后单位分住房，免受房奴之苦；遇到改革开放凭借学历和工作经历得以发挥一技之长挑大梁。真是所有的好事都赶上了。其实我的观点与逸云的并不相左。“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事物总是可以从正反两面去理解的。

今年同学聚会，我因提早赶回，只跟张满哥草草聊了两句。满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开朗，笑容可掬，只是皱纹越来越多了。据说他曾经用大部分时间游历名山大川，还结交了一帮子驴友。一路上捡拾风景，也在捡拾残留在民间真纯，让我好生羡慕。不知道“驴”友们可否收“牛”友？

2012年12月21日于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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