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出的博文“当情报遇见大数据”中提到一个遗憾，就是如果我们能在更早的时候将收集到的大数据资料编写出书，或许可以成为情报服务的一个新途径。这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久有“预谋”，只是现在说出来而已。

体制内科技情报工作的基本模式大家都很熟悉，一般以软课题报告和简报为主要产品，还会汇编一些资料性的出版物。一定年资的人员也会争取在学术刊物，特别是“核心刊物”上发文章，号称学术研究，但大家都明白主要是为了晋升职称用的。此外虽然偶尔也会在媒体或其他场合上发点声音，但是这个声音都很弱，因为缺乏动力。那些东西既不计入成果，也得不到领导批示，那点稿费更算不上什么。想得再歪点，如果想靠这个出名或者被高人看中得到提携，那恐怕比买彩票中头奖还玄乎（四人帮刚被粉碎那会儿有这样的个别例子，那个时代早过去了）。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情况可能应当有点变化。

除了“学术论文”基本与决策无关外，资料汇编、研究报告和简报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将情报研究成果传达到直接或间接用户那里，当然这必须继续做好。但是把情报的声音传播到社会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决策、有助于产生效果的渠道。只要想一想《第三次浪潮》、《创客》这类著作（还可以报出一大批。注意这些皆非学术著作），还有《纽约时报》、《经济学人》这类媒体上的文章，曾经多么强烈地影响着产业技术创新的进程，就可以相信此言不虚。

其实我们单位已经比较重视在媒体上发声音了，比如已经在《文汇报》等媒体发表了不少文章。我当然知道注意“文汇时评”的人并不多；细读“科技文摘版”的人可能更少，但是这是正常的，科技和产业情报研究搞得像又一个腐败官员或上海人喝死猪汤新闻那样热闹反而不正常。关键是该听到这些话的人能够读到它们（他们人数并不多），我记得有几次听到一些领域里的重量级人物（并非重要官员）告诉我他们注意到了我写的东西，就感到很满足了。但是我们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够，离开上海简直不值一提。

需要强调的是情报圈里有做得出色的例子，可惜都不是“体制内”的。

作为机构，最成功的是“安邦”，成功的标志是社会上重大事项媒体会记得听听他们的声音。陈功、贺军这些名字已经与一些大牌经济学家一样成为一种重要的“声源”。“安邦”是中国民营思想库中做得最成功的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安邦至少在初期也是打出“情报”旗号的，也经常参加情报圈活动，写过两本信息分析的专著，我给他们的信息分析网站写过一篇开场白）。它的声音许多外国的媒体、咨询公司都不想错过，而且恐怕也是仅有的中国咨询公司在外国开设分公司的（不过那家马来西亚安邦主要是做移民咨询服务，因地制宜的吧）；相比之下“零点”虽然也不错，但是它的领域离开社会热点稍远，影响力也不够，倒是最近几年袁岳个人借助电视节目成了大明星。

作为个人，付亮值得一提。他属于典型的“嵌入式”情报人员，也是情报起家，似乎建过一个竞争情报的网站，但是在社会上的身份是“电讯业独立分析师”。他专注确定的领域，是业界不可或缺的声音。最近看到他连续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例如 2012年10月13日文章“中国政府该如何应对华为中兴事件”，以及今天（20130313）发表的“‘宽带中国’缘何难产？”。

在这些方面，体制内的情报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学习，不要以为饭碗问题解决就可以苟且下去了，如果社会上不承认我们所做事情的价值，官员们的一张纸就可以把我们弄到太平洋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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