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王廉答香港商报、中国金融报、中国城市网等记者问的综述)

一、城市高级化理论与政策态度

记者：王廉先生，您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城市运营理论家、战略家和咨询解决方案专家，像您这么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熟悉中国与国际的前沿与传统，又熟悉产业、城市，在中国可谓凤毛麟角，我们今天想请教一些问题。

王廉：没有问题，但不一定对你们口味，我常说我水平有限，只是比别人早介入这一行，属于笨鸟先飞的人。我第一部系统研究城市化的专著是1994年出版的，叫《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其规律》。这些年承蒙社会厚爱，也为国内四个直辖市及海外多个城市提供过理论与政策咨询，包括发展战略、重大项目、城市形态、专项规划、底线设计、税源型项目设计等。因为城市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设计过程和行动，从事咨询研究的甲乙方都不能以偏概全，以某个领域专业勉强做综合的城市设计战略。目前许多规划不能实施，实际上是因为颠倒了专业或设计秩序，比如城市规划应当是先策划后规划，或者说，详规之前应先做社会与经济规划，但从国内情况看，大都是“一规概全局”。

记者：您怎么看城市高级化问题，或者用您的话说，城市如何高级化，怎样提法才准确、科学呢?

王廉：城市化、城市高级化是一个较长过程，目前许多人把它简单化了。从理论上讲，都是城市化过程，只是阶段有所不同罢了。政府要下大决心，真正掌握前沿理论指导工作，请有实力的机构帮助政策制定，珠三角在这方面有些落后了。表现为从什么“沿边沿线”概念，又走向“项目”化整合，虚实结合得不够好。城市走向什么地方好像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亩三分地咋耕，有些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有的更是希望三二个星期就出成果，大跃进式的。

记者：您能否从理论上和政策上给我们一个提示，或者说，中国城市高级化的路径该怎样走，才是各地城市应有的选择。

王廉：我认为改革开放，各地创造了许多很好的范例，只因我们发展太快太匆忙，蓦然回首，还真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中国第五届经济学家大会请我专门讲了半个小时，主要谈城市化进程理论，我建议以城镇化、产业化、生态化、现代化“新四化”取代“老四化”，并具体说到，仅“人口城市化”就要深化研究，把“农村、农业、农民”细化，如农民可以细分到种地农民、离地农民和失地农民，这样就好制定政策。又如工业化太笼统，应细化到宜农则农，宜游则游，提产业化更好。从政策制定讲，要清楚一个信息，全球发达国家工业城镇不到20%，节庆城镇已经超过20%，而商、科、旅等则占60%以上，这些就体现在政策制定上，要从“解决方案”入手。在中国，许多政府、企业看不起咨询业，其实，咨询是比理论研究更深、比政策研究更细的“设计”。如果制定政策，必须根据咨询专项规划进行政策制定。比如2011年佛山工业也达到1.7万亿产值，这么大体量，其城市化水平为何不高，不只是服务业不发达，更重要的是城市形态不合理，城市高级化发展较慢。又如东莞，32个镇街体制肯定已经不适应，但不能简单撤镇设区，要从城市高级化，从社会转型角度设计战略与专项规划，据说该市已经在行动，这很好，接下来是如何做好的问题即“找对人”——帮助提供智力支持的人，找对提供智力的人，不应只重“牌子”。现在是一方面理论被轻视，一方面又严重缺理论指导。

记者：这么说来，中山、佛山、东莞的城市高级化都要从社会转型这一总纲设计路径，才可能做到事半功倍?

王廉：是这样的。这一点各地各决策者应当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许多城市在行动，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要做好底线与顶层设计。我写过几本书，叫《高端服务业》、《话语权经济》、《全球城市集团与中国城市的国际化》、《中国企业与世界企业的文化对接》、《我为香港富豪做咨询》，书中讲到的都是我们工作或咨询体会。也因这几本书，中央有关部委、北京市、上海市、黑龙江省、新疆自治区、香港特区都请我讲高端服务业、产业1+N及城市高级化，并委托我们做战略规划与专项规划或策划，期间我都讲到“社会”转型是核心。最近广东有关单位委托我撰写的十二集大型政经片解说词“大转型”，它更是深刻揭示了这些问题，以及城市、政府、产业、社会努力的方向。

记者：这么说来，“新四化”、“新三农”、城市高级化、高端服务业与话语权经济你们已经研究了多年，且为社会服务咨询了多年，成果如何?

王廉：是的，在理论上我们已经走在同行前列，更是做了多年咨询实践，现在更有经验，成果也是突出的，仅天津航空城、子牙循环经济项目以及澳门娱乐文化项目，带来的效益就达到数千亿，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咨询的力量。中国不缺讲起来头头是道而不中用的知识与空洞的理论，但缺真知、真理和解决方案。比如一些城市很急，请人讲一下或自己关起门来就以为很了解自己，说不好听点，珠三角目前的城市高级化政策，最缺失的就是没有转到社会化主导的城市高级化上来，这就是理论盲区，将导致资产质量差。

记者：从理论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王廉：全球3万人口以上城市有3万个以上，全球50万个建制镇，中国占十二分之一。从理论上在城市高级化过程中，首先得有世界眼光，包括八级城市概念、城市形态、都市圈布局、城市引力等。这些清晰清楚了，我们的政策视野也就清楚了。站得高看得远这是因为高度决定影响力。我还得提醒决策者，城市高级化是一个话语权高级化、平台化过程，仅用差异化是不解决问题的，差异化也非真正高级化。

二、城市高级化的内涵

记者：在城市高级化的内容方面，就地方政府来说，该如何取舍、抓重点，才能见成效呢?或者说，珠三角的城市该如何把握呢?抑或国家层面又是什么态度呢?

王廉：我认为，城市高级化在国家层面有3个特点：一是开放度，这从特区建设到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再到城市圈开放，国土重构实际上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产业为内涵，以交通为纽带，以生态为承载力的重构，这一点全国已经基本做到。我们当下要关注的是城市高级化进程中各行各业的作为。

记者：您讲的作为是什么?或者说就是从经济转向社会主导的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向政体改革?

王廉：不完全是，社会转型肯定是核心，至于是否从经体转向政体，我认为讲社会整体转型更好。我们已经经不起大面积试错，必须从社会转型——整体转型考虑我们的城市高级化内容。

记者：您认为从哪些方面讲更具针对性，对实际工作者与基层政府更有指导作用与意义呢?

王廉：决策要社会化。政府应务实地从经济社会规划与项目策划入手，目前最大的腐败是决策的腐败，是决策不科学的腐败，它表现为跟风、跟时尚，而千篇一律以政治和经济导向一切，反而害了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真实诉求，为政治、经济发展去掉了该有的防护套。

记者：好的，那就请您讲讲城市高级化的内涵，可能这样对实际工作者更具启发性。

王廉：城市高级化，它主要包括这么几方面：城市决策高级化、城市形态高级化和城市产业高级化。第一个方面是决策高级化，就是要改变政府“体制内决策单一化”为“社会化”。这一点至关重要。许多发达城市反而落后了，不敢或不请民间机构，重“牌子”不重实际，组织培训干部都是清一色大学教授讲课，这就不社会化了。我们知道许多精英在社会上，连这点肚量没有，咋社会化?这等于从窗口里面往外看，目光不及的地方自然有阳光下的阴影，如果从窗外往里看，则可以看见整栋房子结构，形体、窗户形状、颜色一清二楚。近年，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好的也不少，咨询介入主要是大学为主，对咨询公司较少关注，“崇洋媚外”，搞花架子的也不少。所以政府要改变这种心态，你是社会的政府，不是体制的政府，体制外人群更大，精英更多。

记者：是否可以理解为，政府决策要实现高级化，可以且必须将全社会智力“拿来”使用，尤其是具有战略及专业水平的机构与人才要介入，而非点缀。

王廉：可以这么说，目前许多政府已经在这么做，这是很好的。我认为，这一点北方城市这些年做得不错。广东在这方面的务实行为有些落后了。自以为抓得快，抓项目是务实，其实是在务虚，一种浪费资源的务虚!

记者：好，你能否讲城市形态高级化呢?

王廉：第二个方面是城市高级化的形态问题。城市高级化，说到底是形态高级化，也就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形态的品味、符号、人力资源结构、风格、文化表征物、城市流动性、节庆、生活方式、吸引力、开发度、商圈、社区形态等，这些各城镇都可以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专项设计，以此引导城市高级化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在专项规划与策划上，应有分步走的具体时间表、资源配置方式、政策制定的重点等解决方案。如果像有的城市简化为三几个问题，这种决策思维就不是科学的态度!

记者：那城市产业的高级化指的是什么呢?

王廉：第三，就是城市高级化的核心，产业的高级化。城市高级化的重要内容是经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实现产业的高级化，城乡统筹，和谐发展是关键之一。单讲工业化是不够的。我前面讲了，工业城镇在发达国家仅20%左右，节庆、农业、旅游、科技、商业、总部、创意设计、文化等类型产业主导的城镇占80%以上。中国与发达国家最大差距，不是郎咸平讲的1+6，而是“高端服务业”的差距，是产业机构的差距。我在2008年出版的《高端服务业》一书中已讲到了这些问题，才有中央有关部委办及北京、上海、香港重金请我讲课。产业化是城市高级化中要求以“特色化”+创新化+平台化建设，特色化由创新决定，创新由平台创意决定，平台创意顶层设计由城市服务能力决定，而服务能力由政策开放度决定。因此，产业的高级化专项设计，对地级市与城镇而言，要有5个战略设计：一是，城市区域内空间布局结构设计，且以“商圈与环境设计”为核心，使之“空间设计高级化”——与国际对接，解决“城镇链与节点”高级化问题;其次是城镇特色化设计，即区内城镇与产业链，解决产业与城镇不断成长的内部问题;第三是各城镇街的产业特色项目及资源配置，解决发展形态、税源项目等问题;第四是重大项目设计，每个镇街都应有持久的盈利重大项目，解决其持续发展问题;第五是高级平台设计，没有这个平台，是无法达到城市产业高级化彼岸的，而这个平台不只是经济，还包括了一切传统与现代的知识符号。这些专业设计，只有咨询专业机构才可为，我就不相信一些城市几个月就真正搞清了这些问题，制定出“高级解决方案”。

记者：城市高级化的重点在哪里?您是咨询行业大师级人物，又是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政策设计专家，可否再给我们一些提示?

王廉：大师谈不上，只是干了20多年，从中央到地方，国内到国外经验多一些罢了。城市定位是解决各阶段持续发展的问题。城市高级化重在各类城市要有战略定位。即便是一个山区县亦如此。大家熟悉的广东平远县，曾经是广东5个最贫困的县之一，2005年我的一个邻居做了县委书记，他请我们设计，我们经过多次调研、详尽分析之后，提出了生态经济县建设方案，连工业园也是生态工业园。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但是县政府最终采纳了我们的方案。5年下来，县城长了一倍多，且把县城建成了一个国家级四A景区，生态工业园如今如火如荼，这就是战略，就是定位。

记者：您讲的“新四化”中，有生态化，如何在城市化中把生态文章做好呢?它们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王廉：生态化有3个解：一是自然生态的承担能力，这对珠三角而言，不能用“单位面积”计算。按联合国标准，沿海100公里半径，50% 以上GDP来自这一区域，可见海洋支撑沿海生态有相当作用;二是人与实物造成的生态污染程度，以及生态人文环境健康能力，是关系人的生活质量;三是生态城镇、社会建设，这些都事关城市高级化问题。各城镇都应当从理论与实操角度予以专项规划。比如东莞、中山、江门、阳江从生态化讲，人口承载能力可达700万以上。

此外，目前还有一个现象，即边做边看的城市化。中央或社会一个什么热点，如园区热就搞园区、专业市场热就搞专业市场，商业综合体热就搞商业综合体，城市撤镇设区热就搞撤镇设区，城市实际上只有平面厂房、商场，没有文化与灵魂，这种边走边看边热闹的城市化，不是市场化的高级城市化，而是强权、强迫、强奸式的“自我高级化”。其后遗症目前已经很明显了：过份消耗浪费土地等各种资源，应该警惕、警醒、警示了。我们的发展增长方式应该改变了。

记者：您认为如何改变这种发展增长方式呢?或者说，城市高级化进程中，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

王廉：城市高级化中，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现代化，包括人口现代化、经营的现代化。比如2010年中国城乡人口13.4亿，中国社科院宣布农村人口只有49%，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以半年居住城市即为城市人口站不住脚。要从进城农民在城市的务工持续能力、子女受教育城市化程度、住房、创业环境这些基本指标来衡量，否则我们的城市化就是“伪城市化”。用我的话说，中国2.1亿农民工，按照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只能算30% 左右为城市居民，即从上述四项指标加权来算，这样一来，中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只有40% 左右，符合中国现状。我们不要夸大了一方面，掩盖了另一方面，从而忽略了大多数，这不是高级化，是化高级为低级了。比如东莞，最重要的城市高级化可能是留下500万外来工本地化!

记者：在城市高级化过程中，政府、企业各自应当注意些什么呢?或者说如何把握自身的转型升级呢?

王廉：我认为最重要的有3个方面：一是城市形态的升级，要符合城市链分工，城市自身的成长规律把握最重要，不适合自己的，不宜强求;二是市民化或人的城市化将决定城市的升级底蕴，比如城市居民结构，人力资源构成，产业人才等，要有科学的结构;三是聚集的方式、内容、时间诉求，要从战略和技术两个方面设计好。城市高级化只讲产业差异化不讲城市链是对城市经营的无知!

三、城市高级化中的话语权问题

记者：城市高级化，具体到某个城市或乡镇，如何制定改革或体现它的“高级”才是可持续的呢?

王廉：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过星空台的“达人秀”，今天，每个人都有绝活，你的绝活就是话语权!但你的绝活没有表达平台，永远不是社会化的高级绝活，这就说明2个问题：一是认可话语权;二是平台建设与表征是传媒关键。我们已迈入一个“全媒体”时代，怎么能断章取义去做呢?2008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叫《话语权经济》，书中有一个观点：在一个创意决定未来的社会里，发达国家少数人霸权独占世界话语权时代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行行业业、方方面面、各色人等都可以自己的知识、方式体现自身的价值，享受社会的尊重，这就是话语权。有人称为话事权，不全面，话语权更全面。比如联合国是无“国”之“国”，但它以各种组织、论坛、协议、倡议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达沃斯小镇以论坛取得全球经济风向标话语权也是这个道理。

记者：这么说来，话语权是动态的，以创新形式取得的，这正是今天城市在高级化过程中知识或智慧的体现，也是竞争方式决定未来，是这样吧?

王廉：这么理解也可以，未来城市的高级化说透彻点，就是城市的创新能力、创新方式、创新价值观，乃至城市的信仰。城市没有信仰，也就没有令人尊敬的价值观，也就难以升级到高级化，城市本身的现代化可能只是物化而没有精神，今天许多城市正在有“状”无“神”，实质也在此。

记者：话语权在组织形式上又是如何表现的呢?政府、企业或社会应该如何取得这种话语权?

王廉：政府是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协会、民间机构等实现的社会管理。2010年，全球已经有3万个国际和区际以上组织，发达国家的社会团体每万人有10个以上，多的达50个，不是说社会组织越多越好，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生态。社会转型不是垂直管理，而是网状型管理，也是城市高级化的一种形式，也是政府话语权延伸或多元化的表现。政府取得全面的社会话语权，推动城市高级化，必须建立起同各种社会组织的立体关系，从而使社会转型成为可能。

记者：在您讲的高端服务业方面，比如在城市高级化过程中，高端服务业又有什么特别的高级化表达方式呢?

王廉：城市高级化先要搞清这个城市有什么能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哪些类别，城市高级化目标是由高端服务业决定制造业，由人力资源决定城市走势的。全球知名节庆就有近10万个。这些节庆，也是城市高级化的元素之一，中国目前处在起步期。此外目前有种现象，工业发展快，说服务业不行，2008年金融海啸后，又说实体经济要大发展。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当今世界有什么不过剩呢?这是从表象上看，城市高级化还必须认真对待各自的问题。如制造企业发展到大型，20%服务业以上才是较佳状态，就发达国家城市而言，服务业达70%，高服占GDP45%，但具体到行业、区域、城市则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的城市自己心里要有数，不要搞“自我”的比例，要从全球、全国发展来考虑、制定自己的话语权策略，否则只会陷入自己设计的陷阱，目前许多城镇已经开始尝到苦果。中国城市经营中急功近利或“应急管理”的“救火式”政策该改变了。

记者：我大致明白了话语权问题，总的来说，各种城市要从全球视野考虑，但具体到一个城市，又该如何对付呢?

王廉：这要从具体情况分析。比如对这个城市的人口，区位、基础产业、工业、服务业、人力资源等，它们各自占的比例进行认真分析。这就涉及我前面讲的咨询业介入。中国许多城市不这么做，或不重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知识与政治的真正结合，而是强的一方利用弱的一方，这是不好的现象，也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和高级城市化，更多仍是传统的做法，是以双边对多边，强对弱，是不公平的。市场经济是多方合作、多边共谋的，高级化就是这种体现，这才是话语权，真正的社会话语权。

记者：这么说来，从政府层面，在城市高级化过程中，竞争的利器是这个城市要有真善美的环境，有适合各种高级化元素发展的环境，才可能创造城市的辉煌，创造城市的高级化。

王廉：应该是这样。一个开明、有作为的政府或城市环境，就是要制定和实施让各种高级化元素生根发芽的土壤。这也是城市的第二次创业或第二、三次创新。前面提到了许多都事关城市高级化。从这个意义说，佛山、东莞、苏州等城市，如果抓的好，转型的好，仅以现有的工业为基础，城市为载体，GDP和财税翻番都有可能，就看这些城市怎么做，或怎么高级化了。

四、城市高级化改造

记者：在城市高级化过程中，城市如何升级转型问题，您有什么别的更多的好建议?

王廉：中国城市化发展快，是边干边学边改，好处很多，抓住了机会，就是改造升级成本高。从中央到地方，都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比如中央在10多年前就提出要改变增长方式，改革不适应体制、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等。广东的“腾龙换鸟|、转型升级也是城市高级化的一部分，而幸福广东则强调的是社会整体转型。各地的城市显然开始注意并行动起来了。城市现象正在从较单一的经济和居住功能，往慈善、学校、服务功能等转型，因此，中国城市高级化也是转型升级，尤其是产业升级、城市改造的过程。当然，问题也是严峻的。比如佛山工业盘子，你要真的珍惜，就要明白，这个盘子可以增加1倍GDP，1倍以上财政，如果折腾不好，只会弱化自己。东莞也一样，这么大的工业资源，不做好精算式设计，本可增长一倍以上则可能减缓速度。

记者：原来是这样。社会转型是社会从经济上升到社会的高级化过程，而城市高级化带动整个转型，也是这个意思吧?

王廉：这么说也不存在什么错不错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城市高级化过程中，城市形象的改变是一个渐进过程，综合来讲，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中心城区商圈的构建规模、特色，要符合城市化规律与城市链形态。比如佛山，按国土面积来说至少要有300平方公里城市中心区，中心城区也至少达100平方公里，这100平方公里10或20年后其税收至少应占全市1/4左右，我们在进行项目设计时应充分考虑这方面情况，，东莞的中心城区或商圈构建可以考虑再造一个中心城区，也可以在现有基础上，以三几个中心叠加成一个中心商圈，路子很多，要看地方政府对城市的信仰，才能确立高级化的价值取向。二是其他商圈形态、内涵，其规模、税源等均要有20年左右的内容与载体设计。比如惠州，目前就存在这些不清晰的问题，“瘦西湖”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城市公园湖泊，但其中心地位又没有确立，大亚湾、南昆山与城市发展有些类似“两张皮”，惠州的资源不应当只承载这些。三是城市建筑文化改造与城市化如何融为一体，以比较经济的办法实现，就有许多路径可走，象广东江门、中山、惠州、东莞都存在社区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统筹设计的问题。如东莞的城中村实际上使东莞成为了“村中城”，改造方法需要通过广泛调研，以较低成本实现高级化，东莞城市的二次升级就是从农村工业化、工业城市化迈向高级化的“三步曲”。今天，中国的城市如果再走老路去按工业化、城镇化、功能化来制定战略，就很落后了。现在是要几步并成一步、一步再分几步走才是科学的态度。

记者：我明白了，高级城市化是几步并成的一步，而一步分步走，就是要设计怎么才能走向高级化。

王廉：是这么个意思。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都有这些问题。城市改造是全面的，从五个方面着手制定解决方案最为迫切：一是城市链生态，即合理的五级城市形态建设布局，过去不太注意，已经造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合理的状态，如密度、产业同构、城镇同构、交通、人口等问题;二是社区链，即十多类社区模式及规模特色如何形成合理的社区生态问题;三是行业与产业链改造，这是城市改造中的大事，要从升级转型+高级化+服务化+合理化来解决;四是经济转型中的腾笼换鸟问题，腾什么，换什么，也必须解决和面对，不能回避;五是按照社会转型改造，就是要从二元形态往一元形态转——社会转型、社会建设成了核心。有些城市简直在劳民伤财消耗各种资源，该精细化经营城市的一切资源了，包括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

记者：城市改造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那么当前中国新兴城市改造的双重任务是否应更多关注城市居民生存状况、产业升级与社会管理?

王廉：不能简单这么看。我们要看到，中国的城市化历史短，美国大约100年前城市人口比例就具有中国现在的水平。中国城市化过程因集中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以问题集中，我们各级部门对城市化知识又缺乏系统学习，专业机构也是边干边学，这些都造成了决策、咨询不专业，认识不专注的现象，要改造起来还须一段时间，但又不能等待。总的来说，城市改造要从城市空间、颜色、文化品味、产业、态度、方式、效益、价值、信仰等方面全面进行，这些要素都是城市高级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国外也一样，象利物浦从煤城改造到现代城市，花了70年。法兰克福改造也花了好几十年。城市高级化过程中，有许多知识还需普及。中国的情况又有些特殊，但不特别。如法国20人口可建商务机构，30万人可建地铁，美国有10部飞机的镇村国家可扶持建机场，这些都涉及底线与顶层设计，也是社会化设计，因此普及常识也是城市高级化过程中的必走一步。

记者：是否城市高级化也有个底线设计?

王廉：是的，底线设计是一种信仰的阶梯设计，中国城市高级化没有底线、信仰的设计，不是社会转型的设计，也不是城市高级化的设计。

原文连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7ed7440100y4z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