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

问：光是不准提前开国会和退出皇族内阁，还不至于掀起这样的巨浪吧？

袁：清政府唯恐自己覆灭得不够快，沿海各省的请开国会运动好不容压下去变为潜流，又制造出西部的保路运动。

事情是从1911年5月9日，即宣布皇族内阁的第二天的关于铁路干线国有的圣旨引发的。5月20日，朝廷又批准邮传部粤汉、川汉铁路借用英、德、美、法各银行借款合同。从清政府主观意图看，为的是加快铁路建设，巩固边防：“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力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威逼，川路不成，边防难办。”（《盛宣怀、端方致王人文电》，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43页，中华书局1863年北京版。）过去把这一措施解读为卖国勾当，过于简单化了。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建设铁路就开始萌动了。动因是外国资本为中国这个大市场流涎。要不要接受洋鬼子的建议修铁路？朝野各方激烈争辩了将近三十年，闹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1889年，清政府终于认定，铁路非修不可。列强抓住这一机会，与抢占势力范围的野心相结合，推动筑路高潮的兴起。有清一代共筑铁路9618公里，其中9254公里是甲午战争（1894年）以后修的，年均544公里，绝大部分是外国投资或借外债建成的。（1912～1927年修了3422公里，年均214公里。1928～1937年，包括东北，共修7996公里，年均800公里，但日本人在东北修建的占了很大部分。）当时的铁路是利润高达40～70%的暴利行业。1903年开始，国人为维护主权和分享利润，也极力挤进这一领域，掀起收回铁路主权运动。湘鄂粤三省以美商违反合同为理由，要求收回粤汉路自办，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废除了美商建设粤汉路的合同。在这个斗争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河北）、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自办运动风起云涌，并收回了一批路权。为此，1903－1907年间，全国有15个省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杨勇刚：《中国近代铁路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后者创办于1904年1月，1907年转为商办。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租股”，按田租3%收取，成为全川士绅和田主广泛参与的公司。至1910年止，实收股本高达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三千两。（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北京版。）

川汉铁路公司，本身就是新旧社会递嬗中产生的怪物。这个公司成立于1904年1月，四川总督锡良倡议创办，最初是官办公司；1907年转为商办。1908年聘请詹天佑为宜昌至万县段总工程师，但当时他无暇兼顾，直至1909年才上任，并推动工程在这一年年末正式开工。从章程制定、用人行政到股金收集，均由各级官吏越俎代庖。由此造成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贪污、浪费、账目不清非常严重。

1909年11月19日，“四川谘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的报告指出：“其开支每多浮滥，即以昨年之报告而论，各局所开销至于五十余万金，寸路未修，而耗款若斯之巨”！（同上。）

租股“征收之后，或握款不交，或征而不报，辗转侵蚀中饱，多入私囊。按租股征收六年（自1905年开征起至1910年止）应有1200余万两。而实收仅900余万两，足见其弊端之大。”（《川汉铁路筹建经过》，《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页，1963年，成都。）

一年多以后，上海出现钱庄倒闭潮，川汉铁路公司存放上海的资金350万两，亏损285万余两。据两江总督和邮传部调查，其中大量是经手人诈骗和侵蚀，当时揭露有确凿证据的已达110万两。

二是工程进展极端缓慢。

在1909年秋詹天佑接手宜昌段并于12月10日开工以前，一寸铁路都没有修成。“到辛亥革命为止，已建成通车的运料路有三十余里，因桥洞未完工而尚未通车的铁路有八十余里”。（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第7页，巴蜀书社2006年成都版。）其他路段则交白卷。

四川铁路公司的混乱，朝野早已议论纷纷，民怨沸腾，整顿势在必行。上策是监督公司自行整顿。应该在政府和议会（四川谘议局）监督下，由公正的第三方彻底清算账目，保存资产；然后从实际出发，定出整改和重组办法。可是，清政府不遵循当时的《公司律》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愚蠢地下令“收归国有”，而补偿办法不容股东置喙，反而让各方怨恨集中到政府身上。

据参与者的记录，四川股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他们要求通过法治和宪政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统治者却把经济权利的要求说成是政治问题。从5月9日“干线国有”的上谕发表，到9月7日发展至血染成都，双方兵戎相见，整整四个月，有多次挽回机会，都被清政府及其大员断送掉了。

第一次纠错机会出现在“上谕”下达后的头一个月，各方苦求“圣上”收回成命，而朝廷一意孤行。

各方反对干线国有的函电纷至沓来，这是一场法治、民主与专制的博弈。

其中最为精辟的是四川谘议局呈请四川总督转报朝廷的呈文：

“谕旨收回干路，而川汉并非邮传部从前奏定干路（按：1907年奏定的干路名单）……乃部咨一并牵连收回，似尤未为允协。……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谘议局议决。”（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9页。）

违反原有规定和民主程序，这样的“圣旨”，显然错了。

5月20日，批准在借外债的合同上签字的上谕公布后，谘议局联合会上奏章指出：

“立宪各国慎举国债，必经国会之议决。先朝钦定资政院章程，亦以议决公债之职权，畀诸资政院。不经资政院议决之国债，遵先朝之法律，原应归于无效。”（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1页。）

没有经过资政院讨论，借债筑路，又是违法的！

成都各团体和川汉铁路公司的呈文则说：

“川汉铁路纯依国家法律而成立，既无收回国有之理由，恐致酿成外有之惨祸。……且按照《公司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决议。似此朝旨迫切，少数股东，谁敢承认接收？……请旨饬下邮传部、督办大臣，暂勿派员接收，免致激乱人心，别生枝节。”（同上，第345、349页。）

依法维护自己的财产权，何错之有？

官办铁路是不是好呢？谘议局联合会的奏章指出：

“中国幅员之广，铁路何以必须国有？国有铁路，何以摈斥民款，而纯借外债以收回之？”“以外债造铁路，亦必以铁路受外债之害，路未成而本息已无所出，将何法以治之？官办铁路，夙称弊薮。京奉铁路，每里三万余两；沪宁铁路，每里五万余两；津浦铁路，尚不止此。以有穷之借款，供无穷之挥霍，将何术以弭之？”（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2～343页。）

四川谘议局的呈文也说：靡费侵蚀等弊端，“即官办又何尝不然？而延误之咎，尤必不尽在商办。即如宜昌购地，请督办大臣一纸告示，经年余而始下。……四川倒款之施典章，乃出于川督奏派而非商民公举之人。凡此口实，岂能一归国有，即保其净绝根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68页。）

这些都是非常理性请求依法办事的奏章。如果清政府也理性地响应，公布有关信息，与民众代表诚恳对话，矛盾的化解并非难事。不幸，那么平和，那么设身处地为稳定社会提出并不苛刻的建议，都没有打动执政者。

就在这个时候，资政院议员也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尊重民意，尊重民意机关，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摆在眼前。可是，在朝廷眼中，这些事：“虽属重要，尚非紧急，自可于开常年会时从容详议。”（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44页。）按规定，资政院的常会在每年九月（新历十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召开，那时革命烽火已遍域中。机遇早已在云中飘逝！

第二阶段是8月24日开始的罢市、罢课、罢工、罢耕，四川人以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和平示威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了；最高当局依然无动于衷，采取强硬措施压制。

戊戌变法后，全国各地，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民间的老社团——同乡、宗亲、同业和各种慈善组织也生机勃发。

6月17日，川汉股东走在粤汉等地同业前面，率先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背后支持这个组织的是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

这次四罢，是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公司的财产触发的。两个月零七天的和平交涉过去了，清政府不但没有顺从民意，改弦易辙，反而在8月8日，邮传部任命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继续用川汉铁路公司的资产修筑铁路。实质是强行接收这个公司的资产，立即变为国有。股东们非常激愤，开会做出决定，撤销李稷勋驻宜昌总理的职务。清政府变本加厉，用皇帝的名义钦派李稷勋为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股东们忍无可忍，通过决议，即日起开始四罢（罢市、罢课、罢工、罢耕）。

这些示威活动有几个特点：

1.和平，守法。成都街头搭了许多牌楼，上面供奉“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旁书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达的圣旨中的两句话：“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家家户户门首也贴上有同样字句的黄纸；市民朝夕焚香祷祝。

2.同抗缴租税相结合，卡住钱袋子，抓到了专制统治当局的命脉。

9月1日，川汉铁路股东会议发出不纳粮税通告，宣布“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税，不纳捐输。”“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三册，第1286页。）

3.与粤、湘、鄂等地的抗议活动互相呼应，成为全国性大规模的示威。

不过，人民走进现代社会了，统治者还滞留在中世纪。他们应对的措施是：

1.切断信息流通。严禁报刊登载这类消息，禁止电信局发送有关电报。

2.坚决拒绝民间和地方官员维持商办的请求。

在罢市和罢交捐税浪潮威胁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于9月2日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副总理）发出电报，坦陈当前局势。他说：

“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自毙。” “自立宪之说鼓吹，人人有自由观念；自留东学生归来，多半狂悖言论。今藉口路亡国亡，浸润灌输于一般人民之心理，群情激愤，矢志决心。……川省有变，湘、鄂亦必继踵而起”。“总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如不准所请，则变生顷刻，势不得不用兵力剿办，成败利钝，实不能臆计。至全国受其牵动，尤为尔丰所（不）敢任咎。”（《革命开国文献》第一辑史料三第1554～1555页，国史馆印行，1996年台北县新店市。）

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中肯，也非常沉痛。可是，清政府以“奉旨留中”四个大字，束之高阁，置之不理。化解危机的机会又一次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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